《爱情简史》书摘
ISBN 978-7-5145-0990-8
引言 男女博弈，请君入瓮
比如一个女人面对男人的追求，无外乎有两个选择策略：一是接受，二是拒绝，取决于她对那个男人的评估结果，而评估需要系统的价值体系，所有相关指令都已深深地印在了细胞内部的基因中，并默默指导着主人的言行。只知拒绝的女人将无法留下后代，不愿随波逐流的高尚情操很难传播出去。保留下来的策略才可以不断得到扩散，并变得越来越普及、越来越稳定，从而成为主流策略。遇到年轻、英俊、幽默、健康而且富有的男人求爱时，很多女人都会考虑尽快上床，这就是主流策略。对其不屑一顾转而选择卧在城市郊区第七个公交站台边上蓬头垢面的乞丐，就显然不是主流策略。
按照主流策略行事，就会带来正确的收益，不过这些收益都没有经过有意识的计算，不是处心积虑设计的结果。比如女性普遍采取单胎策略，并不是说她们故意只生一个，而是由于长期的进化压力只保留了单胎的性状，多胎能力则遭到了自然选择的抑制。
第一章 恋爱博弈
冷血动物只在特定的季节繁殖，繁殖兴趣随气候变化而上下波动，一旦错过合适的时机，后代存活率就大打折扣。每年的最佳繁殖期往往只有几天到十几天，雄性在发情期间会产生强烈的交配欲望和足够的精子，雌性当然也要抓紧时间排卵，它们的每次交配都是不可多得的缘分。一旦两者擦肩而过，在接下来的整整一年中，大家都得不到任何生殖回报。因此，雌性挑选配偶的策略简单明了，来者不拒。只要能接近它们的身体并及时伸出阴茎，就是合格的配偶。为了确保成功率，很多爬行动物甚至可以一次伸出两根阴茎。
对于恒温动物而言，两根阴茎毫无意义，因为它们属于非季节依赖型。出于维持体温的需要，身体结构要比冷血动物更为复杂而精致，因而适应能力较强，对季节变化应对自如，基本不受季节的挟持。既然风雪如期，来日方长，大家自然不必急着交配，因而有时间从容地选择优秀的配偶。也就是说，雌性恒温动物有挑剔的资本。这对雄性施加了巨大的压力，它们必须把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一根阴茎上。劣质雄性不断遭到淘汰，导致进化的速度明显加快，在很短的地质年代内快速超越冷血动物成为世界的主宰。值得庆幸的是，人类是典型的恒温动物，几乎处于持续不断的发情状态，只要客观条件允许，随时随地都可以做爱，春夏的交替与寒暑的变化根本不影响他们交配的热情。因而女人完全有理由采用非季节依赖型的择偶模式。由于她们生育一次需要付出极高的代价，当然希望每次生育都能结出优秀的果实，与其为劣质男人勉强生下劣质的后代，还不如干脆牺牲一枚卵子，以静如处子的姿态等待优秀的男人。在卵子损失与后代收益之间，她们有理由选择后者。在挑剔的女人面前，男人面临着巨大的选择压力，他们不得不作出积极的响应，身挟大量精子到处寻找合作对象，否则连遭到嘲笑的机会都没有。女人则怀抱奇货可居的卵子静待优秀的精子驾临。双方的态度因而大为不同——男人主动大胆，女人则内敛羞涩。她们需要反复衡量、不断选择，有时甚至会为一个决定而考虑几年，这段时间就是恋爱，为维持恋爱关系而产生的感情就是爱情。
理论上来说，根本就不存在最合适的恋爱对象，所有的恋爱都是折中的结果，否则就应该花费数千年时间和全世界的所有异性都谈一次恋爱，最后再评选出一位真正的知心爱人。
正因为可供挑选的样本数量和时间都有限，我们永远也不可能挑选到最好的人选，只能退而求其次，在有限的机会里选择相对较好的对象。所有恋爱都是一次矮子里选将军的游戏。明知没有选够，但却无法再选。
三分之一原则，先评估三分之一样本，再用三分之一样本验证，在最后的三分之一样本中作出选择，按照这个方案，将得到相对理想的结果。至于绝对理想的结果，则根本不存在。
如果从接触第一个对象就考虑确定关系，即所谓一见钟情，表面看起来用时最短，代价最低，选择效率最高，但并不表明结果最优。因为一见钟情的本质是为某个对象放弃了可能存在的所有机会，除非撞大运，否则很难遇到最佳人选，实验样本数量太少导致概率极低，失望的可能性却最大。所以第一次恋爱往往不会成功，初恋因此只会成为浪漫的回忆。
相比之下，日久生情似乎更有意义，男女双方在恋爱的过程中会渐渐发现对方相貌以外的价值，比如勤奋或者善良等优秀的品格，都需要在漫长相处中检验。当一个女人在一个男人身边久了，会慢慢从不喜欢演变为喜欢，正因为如此，办公室恋情才屡见不鲜。不过，日久生情需要时间，而时间无疑是极为宝贵的资源。当需要花费数十年才能确定另一个人是否适合自己、是否适合相伴终生时，双方可能早已满头白发。久拖不决将导致可供选择的机会急剧减少。
正确的做法是初入情场时应该理性冷静，善于观察和分析，了解身边异性的优缺点，做到心中有数，再瞅准合适的对象果断表白，才可能得到最佳伴侣。这样做的前提是，要对潜在的待选人数有清晰的判断。
大学校园里密集居住着大量青春男女，每个人都有着强烈的择偶意向，那里才是实践三分之一原则的最佳场所。没有人会建议大学生一进校门就谈恋爱，事实上直到大学二三年级才会出现恋爱高峰，那时他们已经准备摘取最好的麦穗。
配对实验：
游戏招募了五十名男生和五十名女生，每人背后贴一张卡片，从一到百排号，男生为奇数，女生为偶数，但他们并不知道自己的数字。游戏的规则很简单，请男女各自寻找合适的异性，一旦配对成功，则不许反悔。配对成功以后可以获得一笔奖金，数额与双方背后的数字总和有关。数字越大，奖金越多。比如 100 号女生和 99 号男生配对，将得到最大金额的奖金。如果 2 号女生和 1 号男生配对，所得奖金值最低。找不到对象者，回报为零。
游戏开始后，大家都迅速观察别人背后的数字，努力搜寻价值较高的目标，并说服他们和自己配对。虽然他们并不知道自己背后的数字，但通过别人的反应，大致可以推断自己的数字大小。追求者越多，说明数值越大，就越值得追求；被拒绝次数越多，说明数值越小，就越不值钱。孤苦伶有的可怜虫背后肯定不会是两位数。
为了找到更高级别的配偶，数值低的个体不得不付出更大的代价，他们没有更好的选择，要么将就着和低数字配对，组成级别极低的组合，要么降低尊严努力提高自己的地位，与数字高的个体讨价还价，甚至掏钱补贴对方的损失，从而换取更好的组合机会。剩下的光棍都会产生极度恐慌，他们只能草草结束，没有任何挑选的余地。
如果不出什么意外，最后应该出现明显的强强组合，呈现出清晰的阶级结构。
游戏结束时，大多数玩家都找到了与自己数字非常接近的配偶，基本符合门当户对原则。但并不是所有玩家都得到了理想的结果，尤其以100号女生最令人感兴趣，她本来有机会和90分以上的男生配对，但由于她数值太高，身边迅速聚集了众多追求者，这种热烈的氛围导致她过度高估了自己的价值，虽然不知道自己是100号，但知道自己奇货可居，于是坚持等待数值更高的男生，却不知高数值男生也已被大批追求者包围，最终她只得与数值较低的男生配对，至少损失了二十多点。
这个实验的设计原理是配对假说，即人们期待寻找与自己处于同一阶层的配偶。
在现实游戏中，由于受到经济利益的驱动，男女玩家的配对目标明确而直接，类似于生殖回报驱动的择偶行为，虽然游戏本身看来荒诞不经，其实非常适于理解男女博弈策略。不过要想成为一种有效的博弈模型，部分环节仍然有待改进，比如蒙面以排除不必要的相貌干扰，可能会得出更为客观的结果。否则漂亮女孩就算分数较低，也能骗到男生甘愿配对；奖金数量太少也影响了游戏的严肃性，如果每个数字改为一百万美元，所有人在选择时就会更加谨慎。
另一个需要改进的细节是，游戏中的所有数字都固定不变，这不符合婚姻市场的实际情况。在真实世界中，个体评估价值将会随着时间流失而不断降低，根本没有时间作出从容的选择。时间拖得越久，贬值越严重。二十岁的小姑娘可以吸引到二十多个男性追求者，四十二岁的妇女恐怕应该自觉下调相关预期。改进的方案是设置一个时间变量，所有数字都随着时间递减，并且女性的递减速度快于男性，这与男女不同的生理成熟机制有关。这种变量设计无疑将给女性施加强大的选择压力，作出的决定当然更有现实意义。
更复杂的设计是充分考虑一夫多妻的可能，允许一个男人同时找几个女人配对，男人所得的分数可以累加，但女人只能计算一个男人的数值。因为女性配偶数量增加并不会提高生殖回报，所以女人找多个配偶的意义不明显。而男性则完全相反，他们配偶越多，生殖回报越大，具有明显的累加效应。
游戏最大的缺点在于一次性过程，选择双方都无法从舆论中了解对方的行为与品德，而只能以单调的数字作为参考，容易导致典型的短期行为。而真正的配对需要长期复杂的评估，并且可以参考社会舆论的力量，从其他人的评价中吸取经验教训。简单的数字也抹杀了审美观与价值取向的巨大差异，很难制造多元化的光怪陆离的爱情万花筒。
改进的方案应把诸如相貌、身高、学识、品行等等指标无限细化，统筹考虑，并通过确定的公式转换为相应的数值，数值越高，就越可能成为完美的对象，那其实就是真实的爱情游戏。
可惜现实生活中没有完美的配偶，所有人都必须对指标体系有所取舍。有的是关键指标，比如身高相貌，应该赋予更高的分值。有些指标则相当琐碎，比如脚趾大小或者后脑勺形状等，分值当然很低。各种参数加成，就可能形成比较直观的评估结论。
每个人其实都有自己的分值，只是他们并不清楚自己有多优秀，也很难直接读出别人的分数，所以需要反复衡量评估，不断寻找和自己数字最接近的配偶。从这个意义上说，男女的任务是评估对方的交配价值。所以我们一直在本能的驱使下不断评估他人，其中对异性的评估频率明显高于同性，喜欢某个异性是因为对其评分较高，反之亦然。没有无缘无故的喜欢或者厌恶，一切都在按照游戏规则进行，很少有人能够超然物外。
似乎爱上了某个人就是爱上了他的一切，本质却是因为关键指标符合评估要求，并因此忽略了其他非关键指标。恋爱时期的分分合合极其常见，那只是评估失败的结果。而一旦失败，此后的所有评估程序，大家都必须从头再来。所以恋爱就是流动的婚姻市场入口处。
假定男人为买方，则女人可看作卖方。当然，此买方非彼买方，此卖方也非彼卖方。大量身份模糊的年轻男女共同构成了婚姻市场的主流客户，他们对于婚姻交易的需求最为迫切。如果在最好的时间处理不掉，就会沦落为非卖品。
主动出击搜寻配偶也需要花费成本，除了时间和金钱，有时还需要放下自尊。为了降低搜寻成本，优质女人一般不会主动出击，品质越优秀的女人越有可能采取等待策略，过于主动反而会影响要价。理论上而言，她们只需要坐镇闺阁，像白天鹅一样蹲在自己的巢中，依次检验送上门来的追求者就万事大吉了，那样还可以节省大量搜寻成本。但正因等待策略成本不高，因而收益也不稳定。她们可能会等来优质男人，也可能等来劣质男人，并且更可能等来劣质男人，因为劣质男人愿意花费更多的精力主动搜寻，自然有更多的机会把自己呈现在优质女人面前。
既然如此，婚姻市场的交易结果就可能出现某种程度的错位和扭曲，导致优质女人配对劣质男人。同理，优质男人和劣质女人也可能会出现类似的局面，只是比例相对较低，因为男人很少采取等待策略，而女人也很少主动出击。
父母的选择可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所谓“父母之命，媒灼之言”，绝非毫无根据的社会传统。所有父母都是婚姻市场的试验品，他们大多有着不堪回首的情感往事，并有更多的机会旁观身边的聚散离合，就算谈不上经验丰富，至少也对婚姻有着深刻的体会。他们会通过各种途径获取更多可靠信息，然后根据门当户对原则为子女搜寻更为般配的对象，结果应该不弱于初涉江湖的年轻人。既然如此，在找不到合适对象的前提下，不妨把自己交给父母处理，他们一般不会把孩子往火坑里推。正因为存在错误配对的可能，所有男人都应该在婚姻市场采取主动策略，那将会带来更多更好的可能性。
此类炫耀行为的结果是，每个男人见到另一个男人都会迅速评估对方的实力，并随之产生两种心理。一种甘拜下风，主动降级，把自己摆到服从地位，如果只能喝一两酒，就尽量不要和能喝三斤的大侠叫板。另一种则会激起强烈的竞争欲望，随时准备一决高低。所谓女人如水，看着清爽，是因为女人不会带来类似的威胁，倒是会让男人血压下降，心情愉快。而男人则容易制造莫名其妙的压力，导致血压上升，心跳加速，神经处于紧绷状态，那种感觉当然不会清爽。
男人最重要的炫耀对象其实是女人，如果没有女人，纯粹男人之间的炫耀就毫无意义。基于这种考虑，我们甚至可以认为男人之间的炫耀也是做给女人看的，只有勇于发起挑战的男人才是真正优秀的男人。他们就是要费尽心机告诉女人：在所有你能看到的男人中，我才是最强的，和我交配将会生下最优秀的后代。
女人真正关心的其实不是广告本身，而是男人到底会不会成为优秀的父亲。可惜我们可以通过努力而获得律师资格证书，但从来没有人能在考场上拿到父亲资格证书。由于缺少官方认证，女人只能凭借自己的判断，而判断的依据往往只能看男人的炫耀表演。男人的表演效果越好，女人就越容易上钩。
既然通过炫耀表演就可能骗得美人归，所以虚假的雄性表演比比皆是，油头粉面的情场高手虽然可能一文不名，但在女人面前却显得体贴大方、温婉可亲。轻信的女人只能在婚后大呼上当，可惜海鲜落网以后就会变成成鱼，那时她们已然在婚姻市场贬值了九十多点。
明白了这个道理，才能理解为什么很多官员宁愿冒着被怀疑调查的风险也要戴名表，名表的真正功能根本不是看时间，那是几元钱的电子表就足以完成的任务。追求华而不实的奢侈品是雄性炫耀的重要形式，也是深深根植在人类进化历史中的心理病毒。同理，人类的很多物品都不是表面看起来的那样有实际用途：名车的目的并不是跑路；名包的目的也不是装些乱七八糟的随身物品；金光闪闪的珠宝首饰除了炫耀，简直就是一堆毫无意义的垃圾，而且是难以处理的垃圾。所有用于雄性炫耀的奢侈品都有两大基本特征：一是极度昂贵，二是毫不实用。那只是展示实力的曲折方式——因为实力强劲，所以敢于浪费。
鸡蛋的核心价值是填饱肚子，可以作为普通礼物送人，并不必然指向爱情。因此鸡蛋是世俗的东西。
鲜花几乎不具备任何世俗的用处，可是正因为如此，却往往可以用来表达精神层面的含义，通过送给特定的人以表达特定的内涵。愿意在这种毫无价值的废物身上花费金钱的男人，可以向女人表达了一种强烈的意愿：我能为你做任何蠢事，甚至可以用昂贵的价格买一束毫无用处且很快就会凋谢的鲜花，因为我付得起这样的代价。这就是雄性炫耀的终极原则。
鲜花与钻石的作用基本一致——好看但无用。钻石的工业价值特别普通，每一把廉价的玻璃刀上都有一块闪亮的钻石。与鲜花不同的是，钻石更加坚固，持续的时间更长，能起到一锤定音的效果，因而常常成为订婚的信物，用以隐喻婚姻地久天长；鲜花相对廉价而短暂，可以持续用来表达爱意——男人连送九百九十九朵玫瑰也不至于破产。
第二章 信息博弈
怎么才能知道别人对自己有没有兴趣呢？当然不好直接去问，正确的方式是不断讨好对方，通过大量接触，努力寻找对方眼神中的蛛丝马迹，流露出的喜悦指数越高，表白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所以，要想求爱成功，首先要学会察言观色，才能及时打破僵局，就算不成功，
表白应该言之有物，虽然不必洋洋洒洒出口成章，但也不能干巴巴地只说三个字——我爱你。表白其实就是陈述评估结果的过程，并收集相关信息作为佐证。了解并记住对方生日是最令人心动的细节，虽然那个日期平淡无奇，但在情人眼里可能比联合国成立更有纪念意义。
在男女双方的恋爱互动中，你展示出的每一点信息，可能都会影响恋情的走势。在博弈论中，分信息完全博弈和信息不完全博弈两种，信息完全博弈就是你知道所有信息，而信息不完全博弈就是你只知道其中的个别信息。个人认为，真诚应该是基本的恋爱态度，尽可能把自己的真实信息展示给对方，让对方充分了解自己，否则，随着恋情的深入，哪怕是结婚后，矛盾肯定会越来越多。
个体信息大致包括外在信息和内在信息。相貌与财富等内容属于外在信息，可以一眼看穿，因而方便用最直接的方式展示，比如开名车戴名表、穿名牌服装、镶着满口金牙等等。短期内无法展示的内容则属于内在信息，比如学识和品行，很少有人每天举着学历证书证明自己的素质，所以内在信息需要花费较长时间探测。
针对这两类信息，男人和女人都发展出了全套的对抗评估的手段，最终围绕信息博弈形成了一个评估、干扰和伪装系统。如何排除假象获取真正的评估数据，是男人和女人的当务之急。
评估以先易后难为原则，表面指标简洁直观，可以取得立竿见影的评估效果。人们往往很重视表面现象，红烧肉样子丑都没有人愿意吃。既然如此，伪造外在信息对男人和女人都极具吸引力。他们无不重视外表建设，男人努力让自己看起来更加高大英俊，女人则无不使出浑身解数拼命装修自己，想尽一切办法使自己显得年轻漂亮。目的无非是迷惑对手，以期在信息博弈中蒙混过关。
由于男人对外表的重视程度超过了女人，所以女人对化妆和服装的需求远远超过男人，她们为此要付出巨大的伪装成本，那是雌性竞争的重要形式。有些整容美女之所以会遭到舆论的穷追猛打，是因为她们试图用作弊手法干扰评估结果。
外表性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那是生长和发育的综合结果。正确分析外表情报可以揭示更为系统和复杂的机体信息。由于女人拥有与男人不同的激素系统，因而决定了完全不同的外表。这些不同之处都是评估要点。比如在雌性激素的作用下，女人的下巴更小更短，看起来更加年轻可爱，也更有女人味。
男人之所以觉得她们更有女人味，是因为可爱的外表意味着正确的雌激素水平。一个五大三粗、体型壮硕的女人可能也是一个健康的女人，但同时也可能是内分泌失调的女人，而内分泌失调的女人往往是生育能力低下的女人。
另一个例子是，很多女人爱秀小长腿，有人恨不得把双腿挂到十字路口的红绿灯下让行人尽情欣赏。因为腿的长度与生长时间成正比，主要在性成熟之前完成。青春期以后，女性就开始把大量营养用于发育乳房等第二性征，对腿的投资明显减少。因此，腿越长表明青春期发育越充分，不会因为发育不良而患上各种内脏性疾病，比如糖尿病或者高血压，所以腿越短评估得分越低。
高大的身体意味着高大的代价，需要充足的营养保障，年老时容易出现心血管和骨骼等方面的疾病。所以高大的身材可以看作无声的证明，证明他们的基因足够优秀，完全可以支付相应的代价。至少在病痛到来之前，他们曾经年轻并且充满了活力。
然而高大帅气并不能当饭吃，内在信息同样不可忽视，比如是否慷慨大方，就是非常关键的内在指标。纵然一个男人腰缠万贯，可对女人却一毛不拔，本质上与站台边上的乞丐没有任何区别。
男人要想得到女人认可，首先就要拿出基本的诚意，诚意的基本表达方法就是花钱。面对可能上手的绝色美女，一瓶拿破仑皇宫百年珍藏的法国红酒和来自日本的神户牛肉，肯定要比街头小店中的六元麻辣烫和串烧肉更有说服力。但无论如何有钱，也不建议你第一次见面就给现金，那容易让人联系到肉体买卖。买卖关系随时可以散伙，只有情感的纽带才可能提供最有效的保障。
女人还应该关注其他品质，积极的品质可以让女人在合作投资中取得更多的回报。而且很多品质都有互补作用，这给大部分男人留下了活路。如果身材矮小，还可以用英俊的相貌吸引人。如果又丑又矮，那就只能寄希望于幽默了，因为幽默也可以让生活变得轻松有趣，此即所谓苦中作乐，总比又穷又苦好得多。但男人绝对不能只有幽默，而且长得幽默根本不算幽默。
如果你连幽默也没有，那就只能指望女人天真了。可无论多么天真的女人，都必须理解这些简单的事实——共同生活需要基本的爱心和一定的社交能力，有爱心的男人照顾小孩也更有耐心。所以像武松那样的暴力型肌肉男已渐渐失去市场，细心善良的暖男则越来越受欢迎。
每个人都必须根据自身特点，对不同评估项目做出不同的回应，次序往往先易后难，比如通过打球、跑步、弹跳、耍帅扮酷等来展示身体的优良品质。这些项目代价低廉而且容易实施，所以首先回应。
意气风发的年轻人会装酷，他们会竭尽所能强化与老年人的差异，并嘲笑老态龙钟的举止；还用刺青、抽烟甚至吸毒等极端方式展示身体素质，身体越好，越敢于折腾；或者用夸张的发型标榜自己的面孔对称水平，乱七八糟的发型并不具有真实的美感，但却会成为一种声明：就算发型难看，也仍然很帅。可惜此类非主流的表达方式都要付出不菲的代价。慷慨是最昂贵的展示项目，男人有理由谨慎回应，他们不会在第一天见面就送上额现金支票，那样虽然容易给对方留下慷慨的印象，却也很容易血本无归。
女人很多时候对未来的担心都挥之不去，她们需要从男人那里看到光明的前途。男人当然也需要给女人提供足够放心的前景，作出种种子虚乌有的前景规划，就算根本不可能实现，也不妨用嘴巴设计出一个空中楼阁式的天堂。他们会用极其动听的花言巧语保证婚后让女人过上好日子，把未来描述成美丽诱人的画饼，虽然现在还拿不出手，却让人充满向往，进而强化合作投资的意向。
用语言的形式夸大自身价值，贬低竞争者，虚构美好的生活前景以吸引女人，这就是男人惯用的技法——吹牛。
提高自身评估价值的方法很多，比如学习、健身、美容等，但成本最低的只有吹牛，动动嘴皮就可以了。
所谓“朋友如手足，女人如衣服”，能做到这一点的人会被认为是大英雄。大英雄背后的真正含义是：很难有人能做到这一点——凡视女人如衣服者，必然难以留下自己的后代，留下来的往往都是朋友的后代。这样的英雄，用进化论术语说，很容易被自然淘汰，这可能正是人间英雄如此之少的根本原因。
在诚实与坦率的理想世界里，只要出现一个骗子，就立即可以骗倒一大批女性，骗子的性状就会得到迅速传播，所以纯粹诚实的世界是不稳定的世界。不过骗子扩散的趋势很快就会得到扼制，因为在全是骗子的部落里，人们永远不会相信其他人，最终的结果就是，大家都会被骗局搞得精疲力竭，甚至失去了交配的信心，因为所有骗子都在设法污染别人的交配权。正因为如此，欺骗行为不仅会受到女人的抵制，也会遭到男性联盟的强力打击，他们制定法律，同时也引导舆论，使得骗子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诚实的性状必然会获得更多的青睐，最终与欺骗达到某种平衡。
防范雄性欺骗的有效策略就是提高求爱代价。骗子的手段大多廉价，否则收益不足以抵消行骗成本。正因为如此，廉价的求爱形式并不能让女人放心，她们需要以钻石珠宝等高价形式屏蔽骗子。
如果不愿意太物质，女人还可以要求男人不断投入时间和精力陪她们卿卿我我，这是构造浪漫氛围的必备前提，比如在点着蜡烛的廉价饭店慢慢吃饭，在月光下漫无目的地慢慢散步，在湖边无所事事地慢慢交谈。
之所以什么都要慢慢来，是因为这些行动都要消耗大量时间，钱可以省，但时间不能省，这使骗子在欺骗一个女人的同时，必然很难再欺骗另一个女人。所以时间是识破骗局的优选策略。两个人恋爱时间越长，反欺骗的效果越好，无论从时间上还是经济上，都已经远远超出了骗子的心理承受预期。如果不是真心相爱，迟迟不能得手的骗子将只能选择离去。如果能骗一辈子，那其实就等于真心相爱。
女人事实上需要相信男人，从来不相信男人的女人都不会留下后代。但过度相信男人就容易成为雄性欺骗的猎物，她们忘了发展必要的防骗能力。防范欺骗也需要付出不小的成本，整天处于高度警惕状态的女人必将心力交粹容颜易老，有时她们只能听信谎言。
为了降低反欺骗成本，女人需要适当愚蠢，水至清则无鱼，她们只能容忍有限程度的欺骗与谎言。所以女人容易听信甜言蜜语，一句白头偕老就足以以身相许，岂不知美好的爱情诺言百分之九十以上都不会变成现实。
愚蠢当然绝非上策，对于男人的吹牛策略和欺骗倾向，女人早已发展出了针锋相对的化解手段，那就是无处不在的八卦。越是愚蠢的女人越需要八卦，她们需要通过别人的判断来强化自己的判断，这也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信息博弈能力。
常常八卦有助于缓解心理压力，减少内心的焦虑，对身心健康有一定的好处，其生物学机理是体内黄体酮激素水平相应升高。
黄体酮在女性人际关系方面起到重要作用，适量黄体酮能降低压力、减少焦虑，使女性更愿意帮助别人，从而作出无私的利他行为，这就是所谓的母爱情怀。所以，八卦的女人更可爱，也更健康，比阴沉着脸的冰美人更有人缘。而更多的朋友又会带来更多的八卦。
第三章 处女博弈
处女膜大小不一，形状多样，年幼时较厚，此后随雌性激素水平的不同而不断变化，膜内细胞渐次凋亡，随着年龄增加而慢慢变薄，直到性成熟，才完全变成一层薄膜组织。医学上又称尿道瓣或阴道瓣，实际上是雌性胚胎形成阴道过程中遗留的痕迹，对外界微生物具有一定的隔离作用。
有人天生处女膜痕迹就很浅，随着生长发育的不断推进，这层膜会被慢慢撑开，就像张开的塑料膜，会被扯出很多孔洞，甚至形成网状结构，像是被蚕啃过的桑叶，有的孔洞相互融合，就会形成大洞。孔洞很大的时候，处女膜就基本看不到了。
青春期之前的处女膜具有极强的修复功能，在受到意外伤害后，可以在短时间内自动补齐，几乎看不出受伤的痕迹。
落红与否，要视处女膜的厚度与开口大小而定，处女未必就出血，非处女也未必不出血，也不是所有人都会感觉疼痛。有些女性直至性成熟后处女膜依然厚实，不会因为性交而彻底消失，只是部分撕裂或者开口扩大而已，极有可能被反复鉴定为处女。对一项青少年性问题的调查也证明，超过一半的少女在性交后处女膜依然完整，甚至曾有多起受到轮奸而处女膜仍不破损的案例。
大多数初次性交出血和疼痛并不是由处女膜破裂造成的，而是由于紧张、动作不熟练或者没有足够润滑造成的，还有的是性肿胀的结果，甚至是心理作用引起的疼痛。如果你害怕疼痛，你就会感觉到疼痛，这是对处女膜传说的潜意识响应。
真正由处女膜引起的出血和疼痛很少，主要是对雌激素反应不敏感。部分处女膜表面雌激素受体较少，因而弹性较差，初次性交时不能提供足够的弹性，如果提前使用雌激素处理，可以有效缓解疼痛，效果比润滑剂还要好。民间有用带壳熟鸡蛋磨破处女膜的秘方，估计现在已很少有人再用了，万一蛋壳破在里面，实在不好清理。
所以，初夜是否出血根本不足以证明女性是否贞洁，两者之间几乎没有任何关联。
秦汉以降，男性社会的处女情结不断强化，“吾爱童子身，莲花不染尘”，所谓不染尘，就指交配权不被污染。但汉唐时期仍然非常开放，以至于被后世形容为“脏唐臭汉”。《孔雀东南飞》里的刘兰芝可以改嫁；卓文君新寡即夜奔司马相如；平阳公主一嫁曹寿、再嫁卫青；蔡文姬先嫁卫仲道，后嫁南匈奴左贤王，再嫁董祀。唐朝更是出现皇宫集体乱伦，武则天以身作则，在宫中饲养男宠无数。各大公主也纷纷改嫁，日子过烦了就换个男人，前后改嫁者多达二十三人，三嫁者四人。上层社会当然乐于效仿，引为时尚，以至于朱熹实在看不下去，直批汉唐“闺门不肃”。
正是在朱熹的大力推动下，“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成为男人向女人提出的人生指南，社会因此不断强化贞洁意识，烈女事件被广为传颂，贞洁牌坊蔚然成风。“水不厌清，女不厌洁”，男人的要求从此而内化为女人的自觉行动，男权思想取得空前胜利。
没有人把男人的初夜权当回事，男人自己也抱无所谓态度。许多王公贵族都会在少年时期失去初夜之身，尤其是身处红粉堆中的皇帝候选人，大多在十二三岁就莫名其妙地把初夜权遗失在宫女和乳母身上，但他们登基以后临幸的每一个女人都必须是处女，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不断粉碎别人的初夜权。
清朝皇帝的性启蒙工作甚至有专门的流程，即由宫中选出的八位美女共同辅导，但所有环节都秘而不宣，因为性启蒙与交配权无关，所以不必大肆张扬，八位美女事后也没有特殊地位。
两性的策略完全不同，男人总想尽早进入肉体接触状态，希望在关系不确定时就占有对方，之后就算分手，他们也没有任何损失。女人则不愿轻易交出自己的肉体，所以不会贸然同意展开性接触。有时就算男人提出强烈的交配要求，也会遭到断然否决。这就是女人的性抵触策略，似乎她们对性接触并不感兴趣。
女人就算面对喜欢的男人，也仍然会出现性抵触。她们虽然很想上床，但却会表现出很不想上床的样子。扭捏背后，必然存在更为强大的进化动力。
性抵触策略是女人对处女情结的重要回应，也是保持身价的重要手段。没有性抵触意识的女人将很快失去处女膜，从而在婚姻市场上大幅贬值。所以性抵触是女人与男人讨价还价的本钱，男人要想如愿以偿，就必须付出相应的代价。
正是出于对性抵触策略的响应，青春期女人的性欲反而不如中年妇女强烈。说起来年轻女性身体处于最佳状态，生育需求旺盛，性欲也应该如日中天才对，但她们却非常内敛羞涩，直到三四十岁才展示登峰造极的欲女风采，问题是那时她们的生育能力已经如同江河落日，不断下滑，强大的性欲更多是为了娱乐，而不是为了生育。
如此精彩的娱乐潜力在青春期被深深雪藏，正是性抵触策略的重要表现，否则就会被视为淫荡，并承担相应的后果，身体和名誉受到双重影响。
因此她们在面对男人的性挑逗时无动于衷，让男人欲火焚身而又无可奈何，把多余的男人阻挡在身体之外，把宝贵的身体留给最可靠的男人，从而有效保护身体资源，使身体最大程度增值。
男人也有性欲抑制。白领男人热衷于玩一种刺激的情趣游戏，在做爱时戴上塑料头套。塑料头套密不透风，在高强度做爱时，很快就让人处于缺氧窒息状态，进而产生强烈的高潮。他们就在这种生死边缘享受了欲仙欲死的极致体验。这种玩法事实上受到了一种诡异现象的启发，很多法医都知道，上吊自杀的男人往往会勃起并且射精，这种事情当然没有进化意义，很少有人在上吊之前还准备再来一发，那只是因为大脑缺氧，切断了正常的性欲抑制指令，使得阴茎勃起的开关被打开。也就是说，大脑其实一直在向阴茎发送持续命令，抑制阴茎不得随意勃起。一旦命令被切断，阴茎就会立即勃起。而在正常情况下，他们当然不能随意勃起，不然就什么正事也立即勃起。而在正常情况下，他们当然不能随意勃起，不然就什么正事也做不成了。
羞于谈性应该分成两部分讨论，一是男人为什么羞于谈性，二是女人为什么羞于谈性。
男人羞于谈性，是因为他们必须控制色情狂倾向，这对保护交配权至关重要。男人倾向于把女人看作私有交配资源，完全没有与别人分享的想法。羞于谈性可以预防偷情事件，如果聊天时总是提及自己配偶堪称尤物，不免容易激起别人的欲望，就像总是炫耀蜜桃好吃会让别人流口水一样。所以男人很少聊起性生活，就算吹牛，也只会谈及婚外情甚至嫖娼经历，而对自家床上的风云雨露闭口不提。
在女人的内心深处，很久以前就隐秘地埋藏着一种玄妙的“反荡妇机制”，悄然引导着女性自觉避免给人留下荡妇的印象。
反荡妇机制正是性抵触策略的延伸，两者有着相同的功能和意义，都是为了提高自身议价能力，吸引更多男人的关注。如果某个女人到处宣扬自己的荡妇思想和行为，除了嫖客，大概所有男人都会如临大敌、落荒而逃。
反荡妇机制如此强大，几乎影响到了人类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大家会刻意避免与性有关的一切话题。女人羞于谈性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男人，为了获得女人的芳心，最好也不要在公共场合提及，所以整个社会很容易就形成了羞于谈性的道德氛围。在人口集中的农业社会，这种道德意识尤其重要，稍有出言不慎，就会被迅速传播开来，道德形象一落千丈的同时，在婚姻市场上的机会也随之化为乌有。
第四章 婚姻博弈
婚姻的本质是精子与卵子的结合。在一年之中，一个男人可以和十个女人生下十个孩子，他们可以从更多的交配中获得更多的遗传回报。而一个女人纵然和十个男人在一起，一年也只能生下一个孩子。她们并不能从过多的交配中获取成比例的回报，所以对更多伴侣的兴趣远不如男人那么明显和迫切。这决定了男人沉迷于风花雪月，总是试图寻找更多的女人，同时确保自己的女人不被别人染指；而女人则相对保守，她们需要得到更为可靠的男人，并用尽心意使他们不再移情别恋。然而双方都很难做到万无一失。男人要的是肉体，女人要的是资源，资源越来越丰富时，肉体肯定越来越贬值。去留之间，男女各施手段，足以让人感觉乱花迷眼，如此不断博弈的结果，最终构成了不同的婚配制度。
无论从哪个角度考察，男人都比女人更渴望婚姻，因为他们从婚姻中得到了更多的利益。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数据表明，已婚男人寿命要比独身男人更长，而已婚女人与独身女人相比，寿命并没有明显差异。由此可见，男人从婚姻中获取的好处超过了女人。
女人需要一个长期伴侣为后代提供生活和安全保障。她们无力单独抚养后代，所以必须谨守妇道，用自由换取雄性的保护，提高后代成活率。而且女人结婚的经济门槛并不高，除了交出肉体完成生育，她们不必付出多余的经济代价，因此很少由于贫穷而找不到对象。贫穷的光棍大多都是男人，他们在婚姻中付出的经济成本远高于女人，因此在婚姻市场上举步维艰。但男人又必须给出婚姻承诺，并努力付诸实施，否则就很难得到理想的交配对象，当然也就没有充足的交配机会。
婚姻的现实意义是，双方都能满足持续发情的需要，不必每天晚上在欲火焚身的状态下浪费青春，他们可以在婚姻的掩护下随时进行有效的性接触，省时省钱省事还省心。而且长期的专一性接触非常安全，不会因为乱交而导致性病。诸如此类的功利性好处还有很多，比如有人做早饭、有人暖被窝，还可以共用一盆洗脚水节省水电费等等。当然这些都只是表象，人们真正需要从婚姻中得到的是三种回报，分别是心理回报、经济回报和生殖回报。
心理回报很容易理解。长期的孤独会导致体内压力激素上升，对危险和外界刺激格外敏感，浑身处于警戒状态，随时准备应对突发事件。这种状态对人体健康损害很大，久而久之，极容易造成心血管和精神方面的病变，患抑郁症的比例也显著高于普通人群，迟暮之年更容易得老年痴呆症。所以除了绝望的诗人，大多都会努力避免孤独，结婚就是最简单的解决方案，有时就算配偶不在眼前，一个值得牵挂的情人也是心灵的重要填料，至少聊胜于无。中国古诗词多半以上都在怀念远人，可见人们对这种心理状态的重视与依赖。
结婚还可以带来意想不到的经济回报，毕竟人类生活在无孔不人的经济社会。从经济学角度观察，婚姻只是为了满足生理需求而产生的资源分配体系。就像购买食物是为了解决生理饥渴一样，购买婚姻是为了解决性饥渴，同时还可以解决心理饥渴，所以婚姻也是一种产品。把女性整合到家庭内部，就可以不间断地以最低价格获得生理产品。这就是稳定的婚姻背后隐含的经济意义，可以使得交配成本最低化。如果一年只交配一次，婚姻就显得不那么重要，因为交配成本本来就不高。如果每晚都需要交配，那还是结婚更为节省。
婚姻最直接的核心价值还是生殖回报，最深刻的动力是明确父权。当女人的床上只有一个男人时，生下的孩子当然就是这个男人的后代，所以婚姻形式越坚固，父权越清晰，就越有利于强化男人对后代投资的信心。另一方面，女人也可以理直气壮地从男人那里索取更多的生活资料。如果丈夫不能提供足够的费用保障，她们就可能需要从别的男人那里乞求施舍。所有丈夫都必须认清这个事实，他们掏钱的动作越麻利，父权也就越清晰。
预防婚姻风险的基本措施是提高门槛费。结婚需要支付沉重的经济代价，而这个代价主要由男人承担。男人要想得到女人的婚姻许可，首先就要有足够的诚意。送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心意。但这个心意吧，关键看你送什么。如果没有特别的创新能力，还是直接以财物的方式表达比较方便。
在大多数民俗中，急于结婚的男人都必须付出高昂的彩礼，那是表达诚意的基本手段，是对交配的现金投资，是比所有动听的语言都要有效的合作保障。彩礼数目越高，合作诚意就越高，因而越能打动女人的芳心。
送彩礼的终极典范是雄性螳螂，在交配的同时，雌性会一点点把雄性吃掉，当雄螳螂的头部已经被吃光时，生殖器反倒在神经的支配下更加卖力地工作，因为大脑发出的性欲抑制指令已被吃进了雌性的肚子里。
男人必须为自己的生殖欲望买单。
除了彩礼，婚姻的另一种巨大代价是举办婚礼。
人类雌性所有权同样重要，那是明晰交配权的基本形式，是婚姻的本质内容，离开了交配权就无法定义婚姻。而婚礼是对交配权的公开声明，同时也是宣布独占交配权的民间仪式，结婚证书则是官方交配资格证，所以婚礼必须广而告之。在原始社会，没有网络，没有电视，广告的有效方式只有大操大办，惟其如此，才能让更多男人知道这件事情，令其他男人不要再有污染交配权的举动，借以降低男性联盟的潜在冲突，避免残酷的交配权战争。正因如此，才会形成一种广泛的社会共识——偷偷举行的婚礼往往无效，只有公开的婚礼才是合法的交配宣言。
隆重的婚礼还是一次家庭实力展现的过程，同时也是对女方质量的认同与肯定，用自行车把女人接走，和用横贯京城的豪华车队把女人接走，效果必然完全不同。因此，男女双方都有大办婚礼的冲动，必须讲究盛大而隆重，后来则演变成了典型的集体炫耀，是累赘理论的集中展现。因为富有，所以豪华，强大的家庭能支付得起浪费的压力，贫弱的家庭只能侧目而视，更别谈凯舰人家的交配权了。现在有些地区甚至不需要客人交钱随礼，而是由主人给客人发钱表示感谢，从而引发更加强烈的关注，达到更加有效的广告效果。与此对应的是，从来没有人在离婚时大操大办，他们都不想把自己的失败弄得满城风雨，免得在寻找新配偶时遭遇不必要的麻烦。
与此相关的一种有趣的理论叫“外婆假说”。外婆永远能确定后代的身份，女儿肯定是她亲生的，外孙（女）也肯定是女儿亲生的，外孙（女）的身上绝对保留着她的基因。与外婆不同的是，奶奶虽然可以确定儿子是自己的亲生骨肉，却无法确定儿媳肚里的孩子百分之百就是她的亲孙子或亲孙女，所以奶奶对孙辈的态度与外婆有着微妙的差异，外婆投入的精力更多也更尽心，因为她得到的遗传回报更明确。这就是大部分家庭更愿意请外婆带孩子的原因。
在远古时期，人类的女性祖先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纯洁忠贞，而是相当风骚放荡，不停地向男人发出约会邀请。这一切的根源在于直立行走造成的隐蔽排卵，那为女性接受多个男性奠定了生理基础，男性不得不为此而奋勇拼搏。
为了保持合作关系，男女都需要努力讨好对方。女人会尽显小女人情调，喜爱各种琐碎但无用的东西，小花小草、小猫小狗，甚至连一个小小的生日卡片都足以让她们兴奋半天。这为男人提供了有效的讨好窗口。不停送上小礼品的男人，其实就是不停表达爱意的男人。
为了调和各种可能的矛盾，恋人们甚至在激素水平上都作出了改变。坠入爱河的男性体内睾丸酮含量急剧下降，而在女性体内则明显上升。导致恋爱中的男人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女性化趋势，女人则呈现男性化倾向。结果男人更加善解人意地竭力讨好女人，女人则容易冲动以便驱赶情敌。双方性格互补更有利于建立持久的伴侣关系。
此外，随月经周期变化而出现的激素波动，也容易导致植物神经功能紊乱，使女人表现出明显的暴躁易怒情绪，常常爱耍小脾气，刺激男人作出各种反应。一味顺从的好女孩反而会遭到恶劣的对待，此即所谓恃宠而骄。她们的策略很简单，两人既然准备在一起生活，就必须能够承担随之到来的风风雨雨，如果男人没有足够的耐心，就算勉强结合，最终的结果也不可预测，所以把对方的脾气探测清楚才是当务之急。
为了探测男人的底线，女人的坏脾气会反复发作，不断无是生非，变化莫测，常常让男人无所适从，但他们却不能像女人那样动不动就生气，很容易一拍两散。为了应对女人的探测，顺利把女人追到手，男人不得不委曲求全，暂时容忍，收起青春期养成的坏脾气，表现出宽广的胸怀和强烈的责任心，对女人百般应承，小心伺候，以不变应万变。只有这样，恋爱才有成功的可能。稍不顺心就大打出手的男人，恐怕只能与实力相当的人谈情说爱。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考验很快就会结束，很少有男人在婚后还像婚前那样温情款款，那时求爱的任务已经完成，生育的目标已经实现，大家从浪漫的童话中回归现实，再次成为世俗的饮食男女。就算心存不轨之意，但悔约存在代价，最好的办法是维持现状。维持现状不需要强大的动力，而且缺乏相应的激励机制，不需要付出巨大的热情与成本。反正双方都有婚姻合约作为保障，不必担心对方轻易提出离婚，因此也懒得精心讨好对方，导致婚后的生活不可能比恋爱时期更有激情。正因为处于这种状态，反而更容易导致离婚。
延长恋爱时间可以有效预防离婚，双方磨合时间越长，离婚率越低。如果谈一辈子恋爱，当然不需要担心离婚。相反，见面就结婚的男女离婚率必然很高，他们需要反复较量才能摸清对方的底细，以此确定各自的家庭地位。尽管面临各种风雨，男女双方也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提出离婚，那时继续生活下去的代价已经超出了离婚的代价，或者对下一次婚姻的预期超出了现在婚姻的预期，离婚就会成为首选策略。
离婚明显受到经济条件制约，另寻配偶需要一定的经济实力，你是不是喜欢这一碟菜并不是重点，关键是你是否有能力重买一碟，否则只有将就。彩礼和大办婚礼就像两柄锋利的刀刃，无情地切割着男男女女再婚的欲望，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就无力幻想美好的未来，最好的策略是继续过着潦倒的生活。正因为如此，经济越是落后的地区，离婚率也越低。
离婚的爆发高峰期并非传说中的七年之痒，而是四年。人类早期，婴儿四岁时就基本能够独自生活，非洲现存最原始的桑人部落，四岁小孩就可以行走江湖，所以婚后四年往往会出现离婚高潮。巴拉圭的阿奇族妇女一生平均可以结十次婚，大体以四年为一周期，十次之后她们就很难再有结婚的资本，因为她们的卵子已经枯竭。
有时婚姻中的男女甚至不如对待外人那样宽容，直到失去以后变成外人时才知道珍惜。那时他们已经不再占用相同的生态位，彼此之间的竞争意识已大为削弱。如果我们平时就能够控制内心的竞争欲望，用更多的善意对待配偶，婚姻围城就会远离战争，转而变成温馨的家园。
不妙的是，很多人都把婚姻当成较量的竞技场，为此他们学会了不同程度的毒舌能力，极尽机智地讽刺与挖苦对方，通过打击配偶的信心而提高自己的地位，免得对方自我感觉太好，进而心生不轨之意。但机智的唇枪舌战很快就会形成漫长而琐碎的拉锯战，最后受伤的只有他们自己，笑意会慢慢凝结，兴致会不断消沉，直到所有幽默细胞被全部耗尽，然后生活归于无聊。有人结婚五年就开始过金婚纪念日，因为他们感觉就像是过了五十年。
请收起毒舌，分清幽默和攻击的界线，彼此宽容并且相互欣赏，原谅对方的缺点，共同改进生活的方式，以温雅的心情看待可能出现的摩擦，并用智慧的方式加以解决。两个人的生活毕竟不是一个人的生活，两个人的观点也不是一个人的观点，出现冲突再正常不过了，把这些问题协调好并且解决掉，婚姻才能得到长久的维持。
要想不离婚，男女都必须学会平等相处。而越是平等的社会，离婚率就越高。这是一个可怕的困局，几乎无法打破，因为那是男女博弈的必然结果。
男女平等并不意味着分工平等。男女生理结构不同，适应环境的方式也不同，因而在家庭生活中承担不同的工作。所以男女平等更多的是精神平等，一方不应把另一方看作附庸，而应是举案齐眉的精神伴侣。
片面追求男女平等是女性不自信的表现，当有些女权主义者一味追求形式上的平等时，只能表明男女平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只有大家都做好各自性别应该做的事情，才是真正的平等，共享平等的权利、机会和责任，本质上在于作为人的平等，具有选择并承担责任的自由，而不是要求站着撒尿或者裸露乳房，那只是肤浅的表面平等，而非本质平等。
其实男人也是不平等的受害者。在自以为是的男性思维压迫下，男人必须肩负起挣钱养家的重担，承受更大的生存和竞争压力。如果拒绝传统的男性形象，转而培养慈爱、关怀与合作意识，将会与女性意识更加接近，生活也会变得更轻松。女人则需要不断培养独立、自信与勇气。通过双方共同努力，最终实现男女平等才是可能的事情。
有些维持婚姻的小技巧，比如男人爱看杂志封面美女，就会对婚姻产生潜在的威胁。那些美女万里挑一，且精心化妆，呈现出来的都是浮华的假象。如果男人常看这些照片，就容易被假象迷倒，进而降低对伴侣的满意程度，并减少相应的责任感。
在封闭的原始部落就不会这样，因为那里的男人根本看不到更美的女人，他们会误以为身边的女人就是大美女，婚姻满意度反而会适度提高。所以，少让家里出现美女照片，婚姻生活可能会更安全，也更美满。
美女照片对女人也有明显的刺激，她们当然明白那是假象，但却误以为自己也能达到同样的效果，因而激起无尽的雌性竞争欲望，于是全社会都掀起了病态的美容狂潮，反过来进一步加剧雌性竞争的程度。大家都努力依靠外表博取男人的宠爱，对内心世界的呵护和修复反而会越来越少，最终变得更加空虚和迷茫，转而借助于八卦填补这种空虚，所以爱美容的女人同时也是爱八卦的女人。
第五章 夫妻博弈
自然选择会用简单的机制维持微妙的平衡，男女比例得以稳定保持在一比一左右。当男性数量多于女性时，继续生男孩就会面临巨大的雄性竞争。极端情况下，如果只有一名女性，其他男性都会互相残杀，直到剩下最后一人。此时生女孩的性状就会得到快速扩散，导致女人越来越多。但当女人多于男人以后，再生女孩就会吃亏，而男人找到女人的机会则随之上升，这时生男孩就比较划算。
通过如此不断的反复调整，男女比例基本维持在一比一左右。新生男婴出生比略大于女婴，但由于热衷冒险和战争消耗等原因，男性死亡率略高于女性，待到性成熟时，男女比例基本平衡。
丹麦人精子的长度比中国人的长两倍。白种人每天产精量是中国人的两倍多，他们一天能生产两亿多精子，而中国人的产量不足一亿。根据精子战争的观点，那并不值得骄傲，只能说明西方社会对女人的掌控能力较弱，所以出现了大量乱交现象，男人只好强化精子竞争。而精子战争水平越高的男人，可能越有绅士风度，他们之间的竞争主要靠精子解决，而不是靠武力解决。
从这个理论出发，可以得出一种有趣的推论，男人个头越大，大概性能力就越弱，因为他们可以通过武力来保证自己的交配权，对精子竞争的依赖性自然降低。而要论打架，小个子根本不是大个子的对手，他们只好用其他方式参与竞争，所以他们的生殖器更大，性欲更强，虽然貌不惊人，却同样能留下自己的后代。
精子战争水平越低，杀婴行为就越明显，有时甚至达到了杀人于无形的境界，以至于怀孕的母鼠遇到新的雄性后会自动流产，大概是就算生育下来也没有意义，这就是布鲁斯效应。雄鼠只在与雌鼠交配后十五天才会停止杀婴，否则就可能错杀自己的后代，那时它们的态度会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从杀婴变为护婴。
人类是典型的晚熟动物，需要父母精心的照料，否则死于非命的几率将急剧上升。所以晚熟动物对父母是严峻的考验。
后代越是早熟，雄性就越容易腾出手来外出寻花问柳，因此，后代早熟型动物必然远离一夫一妻制。一出生就可以独立打天下的动物，比如苍蝇，它们的父母当然没有理由呆在一起玩天长地久的沉闷游戏，因为缺少长厢厮守的刚性需求。
只有成熟较晚，同时又需要父母共同照料的后代，才是家庭生活的情感纽带，父母必须提供所有生活保障，否则孩子就会变成捕猎者的一顿便捷快餐。为了保护后代，并提供足够的食物，父母必须长期生活在一起，共同承担抚养重任。子女成长的时间越长，则家庭关系越坚实。人类的生育特征完全符合这两大要素。
理论上而言，人类正常的妊娠期应该是21个月左右，而不是现在的40周，大约有一半的妊娠岁月被移到了体外进行。所以，严格来说，我们都是早产儿。出生后的婴儿必须继续发育没有成熟的身体，特别是大脑。人类出生后第一年，摄入的热量有大约60%供给了大脑，稍有缺失就会影响大脑发育，这都只能依赖父母提供。而在人类进化早期，尤其在农业出现之前，要想保证孩子的大脑发育需求，母亲就得花费更多的精力采集野果，懒惰的母亲很难养活孩子。与此同时，婴儿的体格也特别柔弱，出生以后毫无生活自理能力，与其他动物相比，人类婴儿几乎是父母身边的无赖。其他动物很少有这些麻烦，很多哺乳动物的大脑在出生时基本完成了生长，颅骨完全骨化，与成年后的大脑相差无几。小狗小猫几个月大小就能够独自生活，它们也需要吃奶，但时间不会太长。梅花鹿在眼睛还没有完全睁开时，就已经试着吃草了。人类的母亲没有如此省心的孩子，婴儿从出生到成年大约要用去十几年时间。为了照顾早产的婴儿，只靠母亲的力量远远不够，还需要父亲提供全方位的帮助。
稍有责任心的男人都知道，至少要把孩子抚养到成年才能离开家庭，但由于后代成长时间太长，往往到了孩子成年时，曾经雄心万丈的男人早已失去了当初的凌云壮志。很多男人深陷男女博弈的江湖之中，只能反复感慨身不由己。同时，女人也要尽量让男人确认父权，以此维系摇摇欲坠的合作关系。男女双方在半推半就之中将精力投入到家庭建设和交配工作中去，不知不觉间养育了更多的后代。
相对而言，绝大多数雄性动物几乎没有任何用处，它们只在雌性排卵发情期出现，想方设法完成射精动作，然后摇摇尾巴转身离去。除了那一滴精液，它们不会给雌性留下任何东西，也不会给后代任何帮助。
女人该用什么方法留住一个男人在身边保护她和孩子？男人为什么不像其他动物那样在射精后直接离开呢？
男人受制于女人博弈策略不得不留下来。女人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已经发展出有效的胁迫手段，逼迫男人乖乖留在身边，法宝就是隐蔽排卵和持续发情。
女性是典型的隐蔽排卵动物，排卵期间没有明显征兆，女人都不知道自己是否正在排卵，男人当然更不知道。然而男人与女人交配的终极目标并不是玩乐，而是生育后代。既然不知道排卵期，男人也就搞不清楚他们的交配是不是有效活动，或者说女人到底有没有怀孕，使得男人不能在交配之后就麻利地离开。搞完就走的男人大多不会留下后代，就算生出了后代，也会被其他男人杀死。处理这一困局的最好办法就是守株待兔——要是不知道兔子何时出现，最好的方法是打连发枪，用连续发射保证一定的命中率。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他们不得不留在家里，被迫花更多的时间与持续发情的女人不间断地做爱，通过这种机械的方式霸占女人。这并不是人类的发明，很多昆虫都是持续做爱的高手，雄蜂为了霸占阴道，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把生殖器留在雌性的体内。还有一种竹节虫，甚至可以持续做爱两个半月。草原鼠甚至会直接把自己累死在雌性身上。雄性家鼠的做法更聪明，他们会在雌性阴道里留下一个难以取出的栓子，以此阻止后来者继续使用阴道。相比之下，人类虽不以单次做爱时间取胜，但做爱次数却更胜一筹。
持续做爱的效果是双向的，女人可以通过持续做爱消耗男人的精子，并迫使男人失去和其他女性交配的机会，从而把更多的资源留在家中。
隐蔽排卵需要不间断做爱，最有效的方法是结成稳定的配偶关系，才可以每晚免费享用对方的肉体。女人独占男人的精子，男人独占女人的子宫。
海虾一雄一雌共同生活在海底的透明海绵中，这种海绵具有纹理精致的网状骨骼，形成了一个漂亮的花瓶状结构，这两只虾随着身体的长大，就被封闭在海绵中再也出不去了。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不必有多余的想法，雄性的控制欲因而不断降低，雌性的反抗能力也降低，效果与人类的婚姻制度相同。所以，婚姻状态下的男人越来越文明，女人也越来越温顺。
普通家庭以一夫一妻最为合适，那是受到了经济规律制约的结果，是配置最低但性价比最高的家庭结构形式，可以保证最多数男人的交配权，所以普通男人往往是一夫一妻制的直接受益者，而光棍则是一夫多妻制的牺牲品。
正因为如此，拥护一夫一妻制的主要是社会地位较低的男人，而不是雄姿英发的社会精英。普通男人往往身材矮小、相貌平常，与肌肉发达、健壮勇猛的男人相比，几乎没有竞争优势。要想得到女人的青睐，只能用其他品质提高竞争力，比如忠于配偶、勇于奉献等等，以此换取难得的交配机会。一旦配对成功，他们就可以摆脱复杂的雄性竞争，关起门来专心照顾自己的家庭，不再取悦其他女人，也不必理睬其他男人的骚扰，食物供给相对比较有保障。平凡的性状毕竟占据多数，忠诚基因由此得到了有效扩散，最终在全社会形成一夫一妻制风潮，并得到了舆论的积极评价，继而产生明显的榜样效应。同时，人类的竞争意识又使他们不甘平庸，为了吸引高质量的配偶，男女都必须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从而成为社会进步的有力助推器。所以，普通男女才是社会道德的积极建设者和有力拥护者。
一夫一妻制绝不是某个哲学家空想出来的蓝图，也不是某个委员会制定的长期社会规划，而是男女不断博弈的结果，这种结果必然符合自然选择的要求，否则相关的博弈策略就会被彻底淘汰。
社会现象只是生物现象的延伸，一夫一妻制不仅仅是生物进化的结果，还是社会进化的结果。一旦成型，就会立即呈现出强大的适应能力，直到引领人类文明的发展。舆论与道德是在男女博弈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行为指南，人类不是因为道德而采取一夫一妻制，而是因为一夫一妻制形成了相关的道德。所以，一夫一妻制可以被看作是人类文明的基石。
第六章 妻妾博弈
可以从雌雄两性的身体大小判断它们的婚配制度。凡实行一夫多妻制，则雄性个头要比雌性大很多，有时甚至是雌性的数倍，比如成年雄海象可达数吨，超过雌性四倍还多，所以一头雄海象有能力霸占大批雌性，实行极端的一夫多妻制，它们虽然无法左拥右抱，却照样妻妾成群。大猩猩妻妾数量远低于海象，雄性体重只是雌性的两到三倍。而一夫一妻制动物的雌雄两性身材大小基本没有差异，比如企鹅，它们齐刷刷地站在冰天雪地里，几乎看不出高矮之分。
根据这一原理，人类两性身高差异清楚地表明，我们是典型的一夫多妻制动物，因为世界各地的男人都比女人高，体重也多出百分之十左右。
理想社会实行严格的一夫一妻制。由于男女比例基本平稳，理论上来说，如果有一个男人单身，就必然有一个女人在为他单身。每把钥匙都能打开一把锁，所以每个男人都能找到自己的另一半，男人之间的雄性竞争将会因此而大幅减弱，他们不必维持高大的身材，因为那会浪费很多能量，所以男人的身高会越来越矮。
女人的情况正相反，她们不必急着成熟，因为成年男人大多已经结婚，而且无法再娶第二个妻子；未成年男人又没有结婚的需要。所以女人没有必要提前成熟，那并不会帮助她们嫁给一个合适的男人，她们身边都是发育不成熟的小男人和已经结婚的老男人。她们真正需要的是正常发育，以期嫁给发育同步的同龄男人。由于发育时间延长，女人的身体因此得以高大起来，直到与男人的身高不相上下。
女人不需要参与雄性竞争，她们需要的是及早成熟，尽早嫁给优秀的男人。尽管优秀的男人数量很少，但却可以娶很多女人，所以女人成熟越早，选择的机会就越多。加上男人明显倾向于喜欢年龄偏小的女人，这也为女人提前成熟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所以及早成熟尽早选择，才是女性应有的策略。
这一策略的麻烦在于，女人一旦性成熟，就会马上停止身高生长，在性激素的刺激下转而发育乳房等第二性征，所以女人的身材相对较矮，她们没有足够的时间长到男人那么高。
一夫多妻制在受到神权干涉之前，一直是人类社会最自然的婚配形式。但基督教教义认为，既然上帝起初只造了两个人，那就只能实行一夫一妻制。基于这一强大的逻辑，教会当然要求信众以上帝的指导为榜样，使得一夫一妻制首先在基督教国家广泛流行，继而由于文明的传播，逐渐成为世界上主流的婚配制度。
但一夫多妻制从没消失，除了以合法的形式存在，还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以非法的形式存在。
如果仅以数字衡量，当前奉行一夫多妻制的国家仍然多于一夫一妻制国家，一夫多妻制文化更是占绝大多数。西亚和非洲整体实行一夫多妻制，沙特贵族大多妻妾成群，南非总统祖马更是以众多的妻妾而闻名世界。就算法律明文规定一夫一妻制的社会，也同样存在一夫多妻现象，比如印度、菲律宾、泰国、印度尼西亚等。
古代中国长期而系统地贯彻一夫多妻制，自有文字记载以来，各朝各代无一例外。周朝的皇帝可以合法拥有一百二十一个女人，秦始皇的女人达到了一万多，以至于有的宫女一辈子都见不到皇帝一面。汉武帝的女人更多，接近两万。而唐玄宗的女人则高达四万。据《晋书》记载，后赵皇帝石虎的妻妾达十万之数，“夺人妻女，十万盈宫”。太平天国就设有专门的客家女子组成的军队，战斗力不逊男兵，被曾国藩称为“大脚蛮婆”。这种破坏力大概是制约皇帝不能无节制地扩大后宫数量的因素之一。宋明以降，皇家女人都被控制在一定的规模。到了袁世凯，就只有九个姨太而已。
在一夫一妻制和一夫多妻制的较量中，现在还看不出真正的赢家，实行一夫多妻制的国家和地区仍占大多数。佛教国家大多支持一夫多妻制，因为大量僧侣不娶妻子，多余的女人只能嫁给没有当和尚的男人，所以东南亚的有些国家，比如泰国，反而在最近决定重新恢复一夫多妻制。俄罗斯联邦的几个地区也在讨论相关事宜；甚至北美的一些发达城市，也出现了争取一夫多妻制权力的诉讼，并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反响。不过从现代文明社会仍然可以看出这种明显的趋势，即一夫多妻制正在遭到主流舆论的强势排斥，而一夫一妻制则倍受推崇，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有趣的是，出现这种现象并不完全取决于生物学机制，倒是文化和社会因素渐露峥嵘。
如果非要深究，一夫多妻制对女人的好处还不止这些，由于很多女人被优秀男性占用，导致留给其他男人的适婚女性数量总体下降，反倒将提高她们在婚姻市场上的议价能力，进而提高她们的家庭地位。
真正受到直接伤害的反倒是普通男性，由于适婚女性资源的减少，而且由于对多个妻子的渴望，他们将面临更为激烈的雄性竞争，这是供求关系发生变化的必然结果。男人将不得不在婚姻方面投入更多的金钱和精力，买更多的首饰讨好女人。如果只能娶一个妻子，他们完成任务以后就可以修身养性了。但如果可以娶很多妻子，男人的内心将永远无法安宁，他们将在每一个夜晚都盘算着如何才能让一个新的女人睡在自己身边，因而难以从容面对生活，也没有充足的时间做其他有意义的事情。
而普通男人往往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他们就像高楼大厦的一块块砖头，虽然渺小，作用却不可低估。所以，一夫多妻制在伤害普通男人利益的同时，其实等于伤害了整个社会。
由于女性紧缺，供不应求，她们进入婚姻市场的年龄将越来越小，而年龄越小的女人身价越高，男人因此将付出越来越高的代价迎娶越来越小的女人，其他商业投资行为不得不大量削减，整个家庭平均财产分配也越来越少，或者说生活越来越穷。
当今世界，凡实行一夫多妻制的国家，国民经济大多比较落后，储蓄率较低而出生率较高，社会财富积累较慢，社会进步速度慢，公共设施建设长时间停滞不前。只有少数阿拉伯国家例外，因为他们主要靠石油挣钱，那简直是不劳而获。
正因为这样，民主国家自然倾向于主张一夫一妻制，只有如此，政治家才能获得大量普通男性的支持，并用社会文化规范个人行为，压制动物性欲望，监视精英阶层的性欲追求，使他们无论挣多少钱，都无法同时拥有更多的妻子，以此稳定多数普通男性的心态，调动普通男性的工作积极性，进而促进整个社会的快速发展。
此外，禁止一夫多妻制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雄性竞争，解放男人的思维方式，使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关注女人以外的事物，比如研究自然，变成科学家；或者研究小说，变成文学家；甚至不停地拼凑短句，变成诗人；哪怕无所事事，也可以变成哲学家。
第七章 共妻博弈
雌水雉根本无法享受雌性的静雅与安闲。道理很简单，既然采取一妻多夫制，雄鸟就会成为抢手货。为了抢到更多的雄鸟，雌水雉不得不揭下温柔的假面，转而大打出手，争霸江湖，表现出强烈的雄性特征——张扬、霸道、好色成性。反倒是雄鸟像小媳妇一样乖乖地站在一旁用心观察，然后把自己的肉体当作奖杯奉献给胜利者。两者的角色与一夫多妻制几乎完全逆转。
雌水雉体现了典型的一妻多夫制策略：
首先，雌性必须有能力掌控雄性，这个不能靠劝说，而主要靠武力解决，所以雌性远比雄性高大强壮，羽毛也更加豪华亮丽，这样才能争取更多的奖杯，否则只能望鸟兴叹。
其次，雌性产卵速度必须足够快，如果浪费了巨大的精力好不容易抢到一只雄鸟，结果自己却产不下卵来，那就真的是完蛋了。
第三，雄性必须甘心独自孵化和照顾后代，它们往往是博弈失败的一方，不得不可怜巴巴地坐在巢里，眼看着雌性在外面寻花问柳。
武则天当上皇帝后，立即大搞权色交易，狠玩一妻多夫游戏，出入皇宫能数出名号的男宠就有四五个，此外还曾草拟“选美少年为左右奉宸供奉”诏，据传还在特设机构“仙鹤阁”内养有男宠三千，专供女皇享用。
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床事也不例外。武则天的几个女儿还有外甥女无不夫君满床，其中以太平公主最为张扬，她当着丈夫公开包养男宠数百，并和母亲共享优质男人。甚至武则天的母亲荣国夫人杨氏也没有免俗，年近九旬时仍与外孙乱伦通奸，后人封其为太贞夫人，真是一针见血。
武则天并不是特例，刘宋王朝的山阴公主直接向皇弟抱怨：你有那么多嫔妃，而我只有一个丈夫，不公平。她那宝贝弟弟一听，立即赏赐男宠数十个。山阴公主仍不满足，又强要吏部侍郎褚渊伺候，褚渊最后忍无可忍，以自杀相威胁方得脱身。萧齐朝王太后有男宠三十，日夜轮值，从不空床；此外，西晋皇后贾南风、北魏冯太后、北齐胡太后也都是闯过长枪阵的女中豪杰。所谓女王气质，就是手掌大权，可以用强力手段控制男人。武则天就曾因为面首薛怀义不服管教而痛下杀手。此外，女王都有经济实力供养男人，有的男人就是直接冲着肉体饭碗去的。他们不愁吃喝，不敢闹事，这是女王得以享受一妻多夫制的基本前提。
现存一妻多夫制社会有着大致共同的特点——各个丈夫之间多为兄弟关系。这种形式的好处是，毕竟几个男人都是兄弟，彼此有血缘关系，他们之间的雄性竞争冲动将被亲缘关系有效化解——就算后代不是自己的，也必然是兄弟的，和自己至少有四分之一的相同基因。所以各个丈夫都会尽心抚养后代，对家庭尽到自己的责任。不负责任的家伙很难进入妻子的房间，毕竟人家床上不缺男人。
兄弟共妻对女性的挑战也降到了最低，因为大哥可以处理大多数冲突。妻子作为唯一的女性，不必依靠武力维持兄弟之间的和平。
根据一些田野调查的结果显示，那些女性往往也确实极有主见，尽管不像武则天那样可以利用强大的国家机器镇压男人，但基本具有控制局面的女王气质；勇于面对复杂局面，在几个丈夫之间纵横抑阖，恰到好处地拿捏各位男人的优缺点；怀柔政策加上适当的威严，因势利导，刚柔相济；再有效利用兄弟亲情，完全可以平抑男人之间的恶性竞争，把不必要的矛盾化解在无形之中；最终的目的是不使家庭解体，否则一妻多夫制家庭只能是雄性竞技的战场。
所以，聪明的女人是维系一妻多夫制家庭的核心，男人只是支柱，他们本来没有必要住在一起。女王气质不只是一种需要，而且是一种必要。当女人只打算管理一个男人时，最好的策略不是摆出女王气质，而是温柔与平和。
大凡采用一妻多夫制度的地区大多比较偏远封闭，比如地处高原旷野或深山峡谷，那里自然环境恶劣，耕地零散而贫瘠，获取的生产资料往往仅够生存，男人的双手根本忙不过来。在资源有限的封闭环境中，男人没有更好的出路，除了自相残杀，最好的策略就是简化竞争，互相妥协。而一妻多夫制恰好有利于简化雄性竞争，在有限的封闭环境中获得更多的生存空间。但简化竞争并不容易，人类天生的竞争本性受到基因的掌控，越是封闭的环境反倒越容易激起竞争的欲望。
人类的生理特点决定了一妻多夫制必将降低群体生殖回报率，一男一女一年可以生下一个孩子，但两男一女一年仍然只能生下一个孩子，那是在有限的环境条件下能够取得的最好回报，女人的生殖回报虽然可以维持，但男人的生殖回报却明显减半。一妻多夫制之所以很少，正是因为其对生殖利益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无论对于男女而言，生殖回报在所有婚配制度中都是最低的，只能带来极少的基础回报，因而无法激起男人的兴趣。
一妻多夫制处于一个狭小的夹缝中，受到了一夫多妻制、一夫一妻制甚至是多夫多妻制的四面夹击：一旦男人变得富有，就会玩一夫多妻制；贫困者选择一夫一妻。人口密度越大，选择的余地就越多。是以自古以来，经济比较发达的中原地区就很少见到一妻多夫现象，最后只剩下两种明确的婚配形式：一夫多妻和一夫一妻。
第八章 哺乳博弈
婴儿吸吮乳房可以给女人带来类似性高潮的快感，但那只是对女性哺乳工作的精神奖励，并不足以成为哺乳的主要动力。可以理解，哺乳不只是简单的抚养方式的改变，而且具有更多深刻的进化意义，比如稳固母子关系，形成以母子关系为核心的家庭纽带，强化家庭核心。此外，母乳还可以带来很多意外的生理优势，比如母乳喂养的孩子免疫功能更完善。
最近的研究还有更多发现，哺乳不但对婴儿有益，还对母亲有益，可以明显降低母亲罹患糖尿病和乳腺癌的风险，降低产后出血风险、燃烧孕期堆积的多余脂肪、心脑血管疾病几率下降等。这符合进化逻辑，毕竟只有健康的母亲才能哺育健康的孩子，由此带来的健康收益可能是母亲坚持哺乳的重要动力。
说起来，男人的乳头并不是没有退化完全的“残余器官”，而只是没有发育的器官，那两粒豆状器官依然具有女性乳房的构造和功能，只不过没有启动而已。如果体内激素分泌失调，男人的乳房也会发育变大，有的甚至能分泌出乳汁。
动物界并不缺少雄性产奶的先例。2005年，山东泰安市范镇就有一只公山羊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它不但长着一对巨大的乳房，还可以像母羊一样产奶，日产奶量居然达到了好几斤，而且四季不停，不受怀孕影响，因为它根本不会怀孕，虽然膻味略重，但营养却不差。
郑重警告好奇心切的年轻父亲，不要把让孩子吸吮你们的乳头当作娱乐，只要没有吸错地方，大约只要一个星期左右，就真的会出现泌乳现象。这并不是最可怕的事情，最可怕的是，届时精子产量必将受到显著影响，因为拆东墙补西墙向来是机体运作的有效机制。
从进化的角度来看，到底由谁来抚育后代，可能不是由性别决定，而是受到很多复杂因素的影响。有时，雄性抚养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比如珍珠鸟，这是一种色泽鲜艳的可爱小鸟，在成长过程中往往会有明显的同性恋现象，但主要局限在雄鸟之间，雌鸟很少出现同性恋。观察表明，雄鸟出现同性恋的原因与雌鸟数量无关，即便是在雌雄比例平衡的环境下，雄鸟照样会展开同性恋活动，而对眼前的雌性根本不感兴趣。进一步的观察得出了一个有趣的结论，如果珍珠鸟由父母双亲共同抚养长大，则很少出现同性恋倾向；如果由雄鸟抚养长大，则高达七成的雄鸟会成为同性恋，它们从父亲那里受到了明显的“铭印效应”，而雌鸟不受这种效应的影响。这个结果有助于我们理解雄性抚养为何比例较低，如果那样会导致后代同性恋比例提高，当然不能获得足够的生殖回报。
对雄性而言，体外受精更加公开透明，它们可以直接观察到精子包围卵子，因而父权更加明确，使得雄性有着充分的抚养动机。如果精子和卵子同时释放，父权清晰度最高——当时现场只有交配双方，不会受到任何杂质精子的干扰，所以雄性照顾后代的比例最高。因为信心十足，所以干劲冲天。
这就是父权理论，雄性必须确认抚养的是自己的后代，才会甘心投入抚养成本。父权越明确，雄性就越有照顾后代的动力。相反，父权越是模糊，对后代的兴趣也就越少——谁知道那到底是谁的杰作。
有时就算采用体内受精，只要保障得力，在父权驱动下，雄性依然有着强烈的抚养愿望，一种体型较大的美洲鸵鸟就是这种策略的代表。
美洲鸵鸟的雄鸟还有一种奇特的食物供应方式，就是把一枚卵放在太阳底下长时间曝晒，直到晒成臭蛋，弄破以后会发出浓烈的臭味，很容易就把附近的苍蝇和蚊子招过来，给雄鸟和幼鸟提供了丰富的自助点心。通过这种手段，就算没有雌鸟的帮助，雄鸟也照样完成任务。
哺乳动物基本都是体内受精，体内受精改善了胚胎发育环境，同时也制造了一个严重的困境——雄性只是和雌性交配，却不知道卵子是否受精，它们没有亲眼看见此事发生，使得父权空前模糊。所有雄性都无法保证雌性会产下自己的孩子，导致抚养后代的兴趣严重不足，所以对后代基本不负责任。
如果换个游戏规则，只要雌性努力摆脱怀孕的束缚，雄性的伎俩就会失去用武之地，不得不收敛起所有花招，老老实实地和雌性共同抚养后代。特别是当雌性无力独自抚养后代时，只要雄性离开，精子收益就会被清零。为了防止清零，雄性不得不投入到抚养工作中去，因此与雌性结成稳定的配偶关系。那正是许多雌鸟的策略。
大部分雄鸟看起来都是“模范丈夫”，不是因为它们比哺乳动物伟大，而是因为它们深知雌性离不开自己。究其根源，是雌鸟采取了与哺乳动物完全不同的博弈策略——它们对后代的投资要比哺乳动物少得多，也就是不让孩子在肚子里一直发育到成熟。卵子虽然在雌性体内受精，但只要两三天就可以排出体外，那是个毫无特色、半生不熟的圆球，里面装有适量的蛋白和脂肪，外面包裹了一层坚硬的蛋壳，从哪方面看都不像是一只鸟。雌性正是用这种古怪的方式以最快的速度摆脱后代的束缚，然而抚养工作才刚刚起步。
大部分鸟类依靠体温孵卵，所以雌性很长时间内无法离开鸟巢。由于飞翔需要，它们无法储存大量营养，一旦没有营养补充，很快就会被饿死，所以雌性迫切需要另一只鸟为它提供食物或者轮流值班。只要雌鸟孵卵，雄性就必须觅食，有时甚至自己饿着肚子也要先把雌鸟喂饱。如果雄性离开或者意外死亡，雌性也将弃巢而去，此外别无选择。
当小鸟出壳以后，雄性就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是继续与雌性抚养后代，这就是晚成鸟的策略；另一种是扔下后代，全由雌鸟负责，这就是早成鸟的策略。
相比而言，早成鸟更加独立，幼鸟刚一出壳就已羽毛稠密，腿脚有力，可以跟随母亲自行觅食。为了养出这样独立能力较强的后代，雌鸟产的蛋必须足够大，以便为后代提供足够的营养。幼鸟出生以后由雌鸟独自抚养，多数地栖鸟类都是早成鸟。家鸡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从来没有人看到公鸡和母鸡一道照看后代，它们已经成功逃脱。
晚成鸟对父母的依赖性更强，出壳以后不会跑也不会飞，皮肤基本裸露，甚至眼睛都无法睁开，腿脚绵软无力，必须靠它们的父母继续喂食，家燕和麻雀都是典型的晚成鸟。幼鸟几乎可以看作是早产儿，虽然看起来瘦弱不堪，却有着强大的消化系统。刚出壳的小鸟眼睛还没睁开，就已经能用力吞下整条毛毛虫，每天都需要大量的食物供应，致使雄性鸟很难找到逃避的借口，因此而不得不成为模范丈夫。晚成鸟的成活率也因此而高于早成鸟。
另一方面，男人也不要得意太早。与其他雌性哺乳动物相比，女人的博弈策略近乎完美，她们用最快的速度产下孩子，努力降低对后代的单方面投资，迫使男人加大后续投资，否则孩子就难以存活，以此绑架男人共同抚养。这种策略的最终结果就是，人类产下的后代都是早产儿。刚出生的婴儿甚至比刚出壳的小鸟还要脆弱，除非父母合作，否则根本没有机会成活。东方女性把这种策略发挥得出神入化，她们在孩子出生以后还要有一段神秘的坐月子时间。坐月子有很多禁忌，比如不能出门、不能受凉、不能洗澡，还要多吃红糖、鸡蛋等补品。传统观念认为，生孩子的过程对女性身体造成极大消耗，自然需要像病人一样卧床静养。其实从现代医学的角度看，坐月子中的很多做法不仅对产妇的健康无益，甚至还会带来不少的危害。
如果父子关系紧张，就会给后代一种强烈的刺激，会促使他们更加成熟，更加对自我负责，强化自我管理能力；或者彻底失败，成为社会的负担。而这对于父亲而言，也同样是一种失败。要想避免这种失败，男人就必须努力做个好父亲，并努力维持家庭关系。
如果人类所有活动都围绕生殖回报展开，为什么一胎不多生几个孩子呢？双胞胎现象虽然存在，却极其少见，大致在每89位孕妇中，只有一位能生出双胞胎，这无论如何都不是一个乐观的数字。随着生育技术不断提高，全世界双胞胎出生比例大幅上升，尤以发达地区增幅较大。香港在1998至2008年短短十年间，诞下双胞胎比例激增十倍还多。这表明人类明明有着极强的生育潜力，也有浓厚的生育兴趣，却没有加以充分挖掘，其中到底蕴含着怎样的进化逻辑？
仅从生理水平考虑，这个问题并不复杂，女性怀孕时易患高血压，两个胚胎必须增加一倍的供血量，只有继续强化心脏供血能力，才能通过胎盘把养分供给两个宝宝，母体的血压将因之而大幅上升。此外，两个胚胎之间通过血管连接彼此，其中一个胎儿可能会获得较多的血液，而另一个则竞争失败，进而可能导致早产，所以双胞胚平均比正常怀孕早产两到三周，体重和营养都容易出现缺陷，免疫抵抗力相对低下。
黑猩猩是典型的慢速生长型单胎动物，同时，它们还是典型的多夫多妻制动物，也就是通俗意义上的乱交，因而父权极度混乱，没有哪个雄性能确认自己的后代，所以对后代浑不在意。雌性只能一手把后代抚养长大，加上它们常年过着颠沛流离的游荡生活，一个母亲养活一个孩子已经是满负荷工作了，根本没有能力同时养活两个孩子。而且因为慢速生长策略导致后代体型较大，需要营养较多，母亲根本无力提供多余的奶水。
人类女性也必须根据男性忠诚度而考虑生育双胎的后果，她们必须计算损失比例。如果一次生两个，因为发育不足，必然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哺乳，一旦因为失去父亲的照顾而天折，则比一次只生一个的后果更为严重，而且几乎所有损失都由女性承担。如果一胎只生一个，就算男人不辞而别，女人也有把孩子养活的希望。就算天折，也可以减少一半损失。
结论是，女人放弃双胞胎策略，是因为同时生两个孩子根本照顾不过来。照顾不过来的原因是体内受精导致父权模糊，男人对后代的信心不足，抚养的态度也犹疑不定。这种摇摆态度让女人很不放心，因而充满戒备之意，所以每次生两个不是明智之举。这可能是女性屏蔽多胎能力的主要原因，否则她们不可能放弃寻求生殖回报最大化的决心。
由此可见，单胎策略是男人在进化上不可靠的证据，或者说，是受到父权制约的结果，而非女性生育能力不足。人类的生育现状表明，男人不可靠的程度大致介于乱交的黑猩猩和忠诚的南美绒猴之间——基本忠诚，偶有外遇。
第九章 年龄博弈
全世界的婚姻都有一个共同现象，无论是不是原始部落，无论是一夫一妻还是一夫多妻，都一并遵守相同的年龄策略——丈夫往往要比妻子大几岁，而且越是多妻制家庭，年龄差距越大。
从十六岁的少年到六十岁的老头都喜欢二十五岁的女人，原因就在于二十五岁的女人生育力最强，可以把基因更有效地传递下去。
卵子会随着贮存时间的延长而出现各种差错，甚至直接导致胎儿畸形。唐氏综合症的发病率与女性的生育时间明显相关，孕妇年纪越大，所产婴儿的发病率越高，发生曲线在三十岁以后是一个斜坡，到了四十岁简直就是峭壁式上升，那时的卵子几乎不具有生殖价值。可四十岁男人的精子却大体正常，每天都可以制造数以千万计的新鲜精子，多余的精子会被自动吸收，贮存时间很少超过十天，质量基本可以得到保证。这就是男人多为“萝莉控”的根本原因。年轻女人轻易不会节外生枝、红杏出墙，倒是那些经历过江湖凤雨的半老徐娘更为见多识广。
世界各地的男女结婚年龄普遍相差两到五岁。结婚时间越迟，年龄差距越大，二十岁的女人可以找二十五岁的男人，而四十岁的女人大概就要找五十岁的男人。女人喜欢年龄偏大的男人其实是博弈策略的副产品，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举措，事实上她们何尝不想勾引年轻小鲜肉，问题在于，半老徐娘根本不在年轻小伙子的猎取计划之内，他们激素充沛、风华正茂，一般不会着急找一个年长的女人。需要着急的主要是女人，她们的美丽稍纵即逝，选择权在不断削弱，如果不能在芳华正好的年纪从男人那里榨取更多的生殖回报，未来的道路将变得艰苦而曲折。
这时可以理解男人为什么爱穿深色衣服，而女人则偏爱浅色了。浅色衣服可以让女人看起来更年轻，而深色衣服则让男人看起来更成熟，那正是男女之间年龄博弈的外在表现形式。妙龄少女穿上青灰色长袍，不露乳沟也不秀长腿，则可能表明她已经看破了男女博弈的把戏，再也不会为了迎合男人的审美情趣而牺牲自己的个性。征服这样的女人可能需要付出超越常规的努力，回身去追求那些粉面含羞的少女或许更有把握。
名满天下的民国第一文人胡适，温文尔雅，学问深厚，在男女感情方面同样深不可测，除去不知名的妓女，有名有姓的婚外情人就有六七个，为他甘愿终生守寡的也有两三个。他可以委托身在美国的情人韦莲司照看另一个情人曹诚英，然后自己从容脱身，在家陪伴文盲老婆江冬秀。其中隐藏的悲欢曲折，当非凡人可以理解。胡适也不是没有提出过离婚，但江冬秀威胁要杀掉他的两个儿子，把他的所有生殖回报清零，胡适只好就此妥协。
正常情况下，已婚男人的炫耀行为会不断减少，尤其不再依靠肌肉指标勾引异性，他们大致已完成了生殖任务，由于法律及伦理的限制，又很难展开对另一个女性的追求。此时，他们的人生目标开始模糊，常常找不到存在的意义，在强大而无聊的空虚之中，很容易落入情色黑洞，进而把工作和家庭搅得乱七八糟——这就是中年危机。
男性明星是中年危机的典型牺牲品，他们的离婚率明显高于社会平均水平，因为他们每天面对处于繁殖高峰期的女性粉丝，身边总是不断涌现年轻漂亮、唇红齿白的女人，简直就是一个个情色陷阱，持续构建极富诱惑力的肉体迷魂阵，稍不留神就会坠落其中难以自拔。所以娱乐圈的夫妻关系大多难以长久维持，无论结婚时两人有多般配，就算金童玉女也要面临不断的绯闻骚扰。曾经光彩照人的美女妻子正在日渐老去，对男人的吸引力越来越弱，男星的天平迟早会发生倾斜，要想坚守底线，该需要多么惊人的定力。
理论上而言，男人无论年龄大小，只要结婚，对于女性的吸引力都应该直线下降，因为他们已经在婚姻市场上完成了交易，不应该再成为其他女性选择的目标。但一种奇怪的女性择偶策略却让已婚男人保留着再战江湖的机会，那就是学习的天性，或者说是动物的模仿本能。
很多动物都有强大的模仿能力，包括选择配偶。年轻的雌性孔雀鱼在交配季节常常按兵不动，静静地呆在一边认真观察其他雌鱼的行动，如果有经验的雌鱼不断与某一雄性交配，年轻的雌鱼就会跟着上前列队求欢，这样就不必花费大量时间选择优秀的雄性。别人的经验可能更加丰富老道，学习别人是便捷的策略，选择的结果也可能更加合理。
人类存在类似的模仿行为。据说经验丰富的股民从来不买新股，因为新股没有辉煌的历史，很难证明自己有多么优秀。同样的道理，聪明的女人基本上不会对刚入情场的小男生抱有兴趣，因为她们无法判断小男生到底有多优秀。全方位评估某个男人的品行与能力需要付出很多时间与精力，最简单的方法是采取孔雀鱼的模仿策略。
成家的老男人已经作出了可以看得见的成绩，而且用实力征服了其他女人。能征服其他女人的男人都必然在某个方面具有一定优势，很容易成为年轻女人眼里的优质大叔。
正是出于模仿和学习的天性，至少在部分年轻女孩眼里，有妇之夫才足够优秀，她们的内心因此会萌发强烈的模仿冲动，向已经被评估过的男人发起情感攻势，因此变成了彻头彻尾的极具杀伤力的大叔控。这种女人自古就有，从没绝迹。所谓“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正是大叔控的诗意表述。据国家相关机构前几年发布的调研报告显示，18-25 岁的女性中有 70% 是大叔控。看到这个数据后，还未找到对象的小伙子们可千万不要绝望，姑娘们虽然喜欢大叔，但受制于传统观念和现实情况的制约，找大叔结婚的毕竟还是少数。
需要解释的是，中年危机是大叔控的结果，而不是原因。真正对女性产生诱惑的并不是年龄。中年危机的根源不是男人步入了中年，而是他们的妻子步入了中年，从而无力维持曾经甜蜜的合作联盟。即便男人已经五十岁，只要他的妻子仍然是二十岁，就不会出现所谓中年危机。相反，就算男人只有二十岁，如果娶了一名五十岁的妻子，也仍然会出现中年危机。从这种意义上说，男大女小的夫妻搭配可以减缓男性中年危机的程度。夫妻年龄差距越大，对抗中年危机的能力越强，反之则很容易面临瓦解的可能。
雄性哺乳动物的遗传回报预期明显高于雌性，它们可以通过反复交配而得到更多的后代，因而对交配活动充满了兴趣，无论对方是谁。雌性则不然，尤其是雌性哺乳动物，由于受到排卵和怀孕的限制，它们交配的次数与子女数量并不会成比例上升。为了生下更优秀的后代，它们往往需要选择更优秀的雄性。
对于林中的雄鸟而言，仅仅保证自己地盘上的雌性生下自己的后代并不足够，它们还有兴趣让别人地盘上的别人的配偶也产下自己的后代，并让其他雄性代为抚养，那简直是不劳而获的完美阴谋，因为雄鸟根本无法分辨后代到底是不是亲生的。雌鸟则没有这种担心，它知道自己的卵都在自己的巢里，除了受到杜鹃等寄生鸟的干扰，别人的卵很难飞进来。所有偷情的结果都是它自己的后代，只要对配偶感觉不满意，就容易发生红杏出墙的事情。
但雌性也不能为所欲为，它们在抚养后代时往往无法继续生育，所以应该珍惜偷情的机会，而不是见谁都偷，比如选择更加强壮的雄性交配。而雄性主要以数量取胜，它们很少挑三拣四。
男人的相应策略是，外遇必须安全，所谓兔子不吃窝边草，事情越隐蔽越好，尽量减少不必要的麻烦，不牵扯强势的情敌。最安全的模式是招妓，用最简洁有效的方式熄灭偷情的欲火，并且不会遭到恶意的报复，除非是在禁止色情业的国家，可能面临来自警察机构不可预料的威胁。
泼妇策略本来是控制男人的有效措施，在一个小的居住范围内大吵大骂，把男人的名声彻底搞臭，让他很难寻找其他交配机会。但社会发展之后，人们的生存空间已被大大拓展，泼妇策略就失去了曾经的威力，不但不能困住男人，反而会彻底将男人骂出家门，再不回来。
其他一些防范策略已经是老生常谈-责骂、打闹、无休无止地要死要活、用种种语言进行感情绑架，以此确保男人没有兴趣、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偷情。一些聪明的女人会保持和男人不断的甜言蜜语，没事就要唠叨几句，让男人时刻保持在线状态方便查询；或者对男人施展勾魂夺魄的媚术，用自己的温柔战胜别人的温柔。甚至连八哥都会这样的招术，雌性八哥一旦发现雄性有外遇，就会大展风情，不断提出交配要求，让雄性根本没有多余的精子可以使用。要是发现雄性在外面另外筑巢，就会追踪前往，用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把巢穴堵满。
这对女人无疑有着极强的借鉴意义，高强度、高频率做爱无疑可以大量消耗精子，使男人在外面无计可施，无所作为。这正是女人“三十如狼，四十如虎”的重要功能。中年妇女基本完成生殖大业，性欲需求应该随之降低才对，谁知她们却逆风而动，居然发展出了比年轻时更加强大的性欲。更奇妙的是，有些女人在月经前的性欲往往更强。麻烦在于，月经前的受精率恰恰最低，她们在最不容易受精的时间却表现出最旺盛的性欲，那纯粹是为了消耗精子而已，因为在接下来的数天内她们将因为生理期无法交配，提前把配偶的子弹打光是不错的策略，免得他们把多余的子弹消耗在其他的地方。
不过任何事情都有得有失，女人性欲强化的同时也产生了偷情的需求。用破坏交配权的方式报复男人，也是女人偷情的心理支柱，为此她们也发展出了与男人完全不同的偷情策略。
出于相似的逻辑，在有些意识形态下，花心会成为男人骄傲的本钱，淫荡的女人则会成为被嘲笑的对象。所以女人会努力掩盖自己的过去，因为那将影响她们的未来。男人往往会炫耀自己女人数量有多少，而女人则会炫耀男朋友质量有多好。几乎没有女人会公开宣称自己到底和多少男人上过床，但时常会有男人在酒桌上吹嘘自己玩过多少女人。
出于这种心态，男人更容易高估女人的性意向，哪怕只是一个友好的微笑，也会被看作是某种程度的勾引，这样他们就不会错过任何潜在的性交机会。但女人的性唤起阈值比男性预想的更高，所以男女之间总会产生矛盾——男人认为女人太诱惑，而女人则认为男人太性急。这也是当前社会舆论对女性穿着展开激烈讨论的原因。男人以为女人穿着太暴露，简直就是在赤裸裸地勾引他们；而女人的逻辑却是，我只是穿少一点图凉快好看而已，关你们什么事情？这就是伪女权主义者所谓“我可以骚，但你不可以扰”的本意所在。事实上，女人穿的少确实是在勾引男人，只不过她们是在勾引潜在的优秀男人，而不是随便一个路人甲。
不过，聪明的女人会故意利用男人自以为是的性心理，进而有意识地把自己打扮得更具诱惑性，假装不经意地展示肉体质量，以博取更多的男性关注。尽管她们可能并没有明确的性意向，却可以让男人感觉很有性意向。这就是所谓的性感，性感的女人更具有亲和力。裸露的皮肤面积越大，亲和力也更强。但她们只会默默表现，然后让男人体会，因为她们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性感与否，不取决于自己的判断，而取决于男人的感官。
两相比较，似乎男人更容易出轨，女人更不容易出轨。然而，那可能只是受到男权社会压制而呈现的假象，很少有女人愿意承认自己出轨，她们总想给男人制造这样一种印象，即她们的身体并没有贬值，想和她上床并不是容易的事情。某种程度上说，女人的性伴侣越少，在婚姻市场上的议价能力也就越强。如果让男人知道她们曾经在一夜之间玩过几场车轮大战，则议价能力几乎为零。
然而偷情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每一个偷情男人的背后，都躺着一个偷情的女人。男女出轨的比例基本接近，他们出轨的次数同样多，因为交配至少需要两个人才能完成。所以总体而言，男人和女人的平均性伴侣数量应该相同。
人类有10%的夫妇患有不孕不育症，其中又有10%的男女双方都没有任何问题，但他们就是不能生下孩子，因为他们的基因会互相排斥。这可能是促进偷情行为的一种重要动力，换一个配偶就等于换了一套基因，女人们就可以顺利地生下孩子，那又何乐而不为呢？
直接动力仍然应该来自生殖回报。万一配偶性无能，女方的生殖利益将被彻底清空，这时婚外情可以起到弥补作用。或者当女人认识到当初对男人的评估失误时，就会感到极度失望，一旦遇到更好的投资人，她们就会选择离婚，如果离婚的代价过高，那偷情将成为可能。
其影响不仅限于肉体层面，而且可以上升到精神层面。女人在寻找弥补的过程中会更加谨慎，能让她们主动投怀送抱的男人必定更加优秀，而优秀的男人可能为她留下优秀的儿子，在未来的婚姻市场中得到更多的生殖回报，进而得到更多的孙子。这种宏观远景在某种程度上激励着女人，给她们寻求婚外情提供了崇高的精神支柱。
西方上层社会的男人大约有1%戴过绿帽子，中产阶级约有5%-6%，这一数字在底层男人那里则是30%。也就是说，越是劣质的男人越容易被戴上绿帽子，或者说，他们的妻子寻找优秀基因的动力更加强大。“口红效应”这一经济现象则可以看作是旁证。每当经济萧条来临，很多商品都会滞销，唯有口红却会逆市热卖，这就是口红效应，也叫“低价产品偏爱趋势”。经济学家给出的解释是，口红是相对廉价的消费品，在经济不景气时，人们仍然有着强烈的消费欲望，但又不敢大手大脚地花钱，所以会转而购买比较廉价的商品，因此而出现了明显的口红效应。这种解释的美中不足在于，如果只是因为口红比较廉价就容易热销，那么与口红价格相近的所有小商品都应该出现热销趋势才对，比如打火机、礼帽、内裤，但事实并非如此。而且，口红是典型的女性用品，使用效果也非常显眼，会使女人看上去更加性感迷人，更能激起男人的关注。所以口红效应不只是经济现象，也是男女博弈现象。在经济低迷的情况下，女人对生活和婚姻的焦虑显著上升，因而试图寻找更多备胎，口红就是最为廉价和直接的办法。也就是说，经济危机可能会导致婚姻危机。
女人除了可以在婚外情中得到食物，可能还有衣服、房产、车子，这些都是显性的好处。隐性的好处则是可以得到更多的保护，如果西施只有夫差，吴国灭亡之时，她可能也会随之灭亡，但由于她还有另一个男友范蠡，西施不但得以活命，而且可以活得更好。多个朋友多条路，在女人那里同样适用。不过其中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另一位美人貂蝉的男友也不少，只是由于转手过多，反而很难得到男人的珍惜，最后居然被男人弄死了。
男人越不可靠，女人就越需要找更多的男人，然而男人越多就越不可靠，这是两难选择。折中的办法是，通过性服务结交上层男性，尽量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以此提高生活保险系数。
女性保留出轨权力是对配偶的巨大压力，红杏出墙的威胁和绿帽子的阴影像始终高悬着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对男人形成了强大的威慑。为了消除内心的绿色恐惧，男人必须拿出令人感动的忠诚和爱意。女人感觉幸福，当然就不会再有其他想法。
社会调查结果表明，出轨女人的生活状态并不理想，反倒是从一而忠的妇女幸福感更强。两者之间可能存在模糊的因果关系，要么是不幸福的生活导致出轨，要么是出轨导致生活不幸，也可能是两者混合叠加的产物。但无论如何，在当今社会，荡妇并不会成为人们羡慕的对象，简单的夫妻生活仍然是社会的主流。
这世间本没有完全称心如意的感情，有的只是正确处理感情的方式。考验随时会来，但看如何应对。
第十章 寿命博弈
大唐神龙元年（公元705年）冬月，一代女皇武则天病死于仙居殿中，享年82岁。而曾经在她床上翻云覆雨的唐太宗李世民和唐高宗李治等几个男人，则早已先她而去。李世民只活了51岁，李治56岁，相比之下，女皇的长寿非常明显。
不只武则天，历史上几位著名的女性统治者寿命都不短。辅助刘邦的吕雉活了62岁，看起来不算高寿，但考虑到汉初人均寿命只有二三十岁，也非常令人惊叹了；辅佐辽开国皇帝耶律阿保机的皇后述律平活了75岁；清孝庄皇后活了76岁，慈禧73岁，都远远超过当时的人均寿命，可谓寿终正寝。
但男性统治者的命运却截然不同，中国有文字记录的皇帝大约有六百多人，生卒年代确切可考者两百余人，平均寿命居然不到四十，甚至比不上普通老百姓。相对比较长寿的皇帝有梁武帝萧衍、宋高宗赵构、元世祖忽必烈、清朝乾隆皇帝，他们都活了八十多岁。活了七十多岁的只有汉武帝刘彻、东吴孙权、唐高祖李渊、唐玄宗李隆基、辽道宗耶律洪基、明太祖朱元璋等寥寥几个。其余皇帝大多在三四十岁就死于非命。最不幸的是东汉殇帝刘隆，只当了八个月皇帝，享年一岁。
《世界卫生统计2014》报告指出，基于全球平均数据，2012年出生的女孩预期寿命约为73岁，男孩预期寿命为68岁。男女预期寿命近年来均在稳步提高，但寿命差异依然稳定存在。
报告还指出，无论哪个国家和地区，女性预期寿命都高于男性。就算男人不在战争中死去，也很难在寿命上超过女人。两者平均差距三到六年，再加上男人结婚年龄比女人大两到五岁，到男人死去时，他们的妻子仍将在孤寂中独自生活五到十年。
女人繁殖期之后的面部皮肤和乳房都会以极快的速度衰老，特别是乳房的衰老速度根本无法扼止，清楚地表明女性生育能力在迅速降低。女性的卵细胞数目在出生时就已经固定，成年后，随着每月一次的排卵，数量只会不断减少而不会增加，经过数十年不间断的损耗，大量卵细胞已经消亡，剩下的卵细胞也没有了活力，到50岁左右已经没有健康的卵子可用。如果没有高质量的卵子，当然就不必维持高质量的身体。女人衰老的速度特别快，因为卵子消耗的速度特别快。
与女人相反，男人一直保持强大的精子生产能力，对身体质量的要求相应较高，他们必须维持年轻的皮囊才可能把精子持续推销出去，所以男人的衰老速度要比女人更慢，只有这样才能吸引到年轻的女孩。
根据这个逻辑，男人的寿命似乎应该高于女人才对，但事实却截然相反。在时间博弈上，男人并没有笑到最后，他们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衰老的速度虽然慢，死亡的步伐却在悄然加速。
生存与生殖是矛盾的统一体，过早生殖会缩短生存时间，过迟生殖又会错过生殖机会。有一种雄性螨虫，在母亲肚子里就开始和姐妹们交配，结果刚出生就死了。所以，在生存和生殖这两大任务之间形成了某种博弈。
生存必须通过生殖才能体现意义，如果不能生殖，苟活于世就是浪费能量。与此同时，生存也是生殖的基础，毕竟完成生殖需要一定的时间，生存寿命越长，寻找配偶的时间就越多，生殖回报也越高。优选方案是尽量推迟生殖时间，自觉实行晚婚晚育。雄性动物还可以通过推迟成熟打造更加高大的身躯，从而在雄性竞争中占得上风，获得更多的生殖回报，提高生命的生殖效益。
根据历史资料来看，中国人的结婚年龄在不断推迟，唐朝“男年十五，女年十三”就可以结婚，宋朝女性一般要十五岁以上再结婚，到了清朝，女孩的合适婚育年龄是十六岁左右，一般不会超过十八岁。
收入越高，结婚越迟，他们要在生殖之前尽情享受生存的乐趣。
男人贯彻晚育方针更为坚决，他们往往比女人推迟两到三年进入性成熟，那正是男女结婚年龄的基本差异。
雄性竞争对手数量越多，压力越大；对手能力越强，压力也越大，这都将给雄性造成巨大的机体损耗，导致内脏器官提前衰竭。
如果是雄性竞争导致寿命差异，那么一夫多妻制的雌雄寿命差距应该更大，因为雄性面临着更大的雄性竞争压力。野外调查证明，无论鸟类还是哺乳动物，凡采用一夫多妻制的雄性，各个年龄段的死亡率都高于雌性。而且年龄越大，差异越大，因为成年雄性的竞争程度越趋激烈。但一夫一妻制动物却没有出现这种情况，所以雄性竞争可能是造成雌雄寿命差异的重要原因。
除了暴力冲突导致直接伤害，雄性竞争还会在生理上造成巨大损失。男人必须依靠高浓度的睾丸激素维持高大的身材，同时产生必要的性欲。睾丸激素还会刺激男人下巴变宽，额头明朗，显得更加阳刚帅气。更重要的是，睾丸激素还能保证肌肉和骨骼质量，否则只能长出一身松散的拆骨肉。但持续的高浓度睾丸激素会增加心血管疾病和冠心病风险，同时对细胞突变的监控效率降低，以至于前列腺癌成为威胁男性健康的重要杀手。另一个不可思议的影响是，睾丸激素可以显著损害免疫系统，所以男性因感染死亡的几率是女性的两倍以上。如果身体免疫能力较差，就无法支付高浓度睾丸激素的代价，高大的身体将百病缠身、未老先衰，任何美女对他们而言都毫无实际意义。
与男人相反，女人在生理方面则会得到意外的好处。男女之间最重要的差异是生育分工和激素水平。雌激素能够促进内皮血管扩张，保障氧气供应，对心血管系统起到有效的保护作用。而最重要的变化出现在怀孕期间，女性身体经历了一场剧烈的激素总动员，各种激素如同汹涌的波涛，不断冲刷着血管所及的各个角落，给身体带来了全新的环境。为了给胎儿供血，她们的血液循环阻力空前降低，心血管功能得以大幅提升；为了给胎儿提供营养，她们的分解代谢和吸收能力也同步改善。女人的身体系统几乎因此而彻底更新了一遍。所以怀孕不但不会拖垮女人，反而会在某种程度上有所强化，前提是保障必要的营养和休息。
太监与睾丸正常的皇帝相比，平均寿命明显偏高。明朝太监萧敬历经六朝，足足活了九十岁。无论哪个朝代，普通太监的平均寿命都在六十岁以上。
中国的资料不是孤证，韩国科研人员系统研究了从1300年到1900年间朝鲜王族的寿命，发现王室成员寿命一般在四五十岁左右，而同时期的太监平均寿命却有七十岁。更有意义的是，太监的寿命比同时期的普通人也多了十几年。最后的结论只能是——睾丸酮导致男性短命。
曾经在西方歌剧史上红极一时的陶割歌手，他们在七八岁时就被阉割，因而嗓音保持了清脆动听的特点，可以达到无与伦比的华丽效果，从而直逼声乐演绎的理想高峰，甜美清澈，连真正的女性都无法比拟。以海豚音著称的俄罗斯歌手维塔斯就曾经被怀疑是阉割歌。
根据睾丸酮理论，阉割歌手的寿命应该和同时代的普通人产生显著差异。但通过严格的统计分析后发现，两者寿命几乎完全相同。这对睾丸酮理论是一个沉重打击。
然而更致命的打击主要来自现代，文明社会的男人大多都没有阉割，却都可以达到太监那么长寿。
生活环境可能比睾丸激素更为重要。太监的生活相对安稳，很少面临巨大的职业挑战，也不需要勾心斗角，几乎没有机会陷入仇杀漩涡，生活保障系数较高，而职业风险却较低。某种程度上，他们甚至比皇帝还要幸福，因为皇帝身处巨大的利益冲突的漩涡中心，总是面临暴力篡位的威胁，威胁的结果往往是死亡。
十六国时期的西燕有七个皇帝、梁朝有八个皇帝、隋朝有五个皇帝，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全部被杀，无一善终。金朝末帝完颜承麟正在举行登基大典，宋蒙联军就已杀到城下，新帝立刻带兵迎敌，死于乱军，在位时间不足半日。
东晋武帝司马曜本来是个很有前途的皇帝，淝水大战就是他在任期间取得的政绩，可惜这家伙酷爱喝酒，而且酒品不好，一次醉酒吐在了陪酒的张贵人身上，不但不道歉，还说要把人家给废掉。张贵人惊怒之下，命婢女拿大被子把皇帝给活活闷死了。
秦始皇的祖先秦武王力大如神，勇冠天下，有一次跟人比赛举重，可惜对重量估计不足，结果活活被大鼎压死了。晋景公姬孺视野极广，雄心勃勃，曾重创楚国霸业，并对齐国形成强大威慑，结果有一次上厕所不小心掉进粪坑呛死了。《左传》用绝对简洁的语言记录了当时的情景，“将食，涨，如厕，陷而卒”，连叹口气的机会都没有。
南北朝时期最有作为的北魏孝文帝拓跋宏执政期间励精图治，南征北战，弃胡服、断北语、改汉姓、迁都洛阳，对北魏和中国历史都产生了深远影响，结果在33岁时因为得知皇后偷情而被活活气死。齐桓公公子小白风流飘逸，屡建奇功，在管仲辅佐下使得齐国成为春秋霸主，最后却被软禁在宫中活活饿死，直到苍蝇报信才被外人发现。
有时皇帝就算没有意外死亡，也会受到工作拖累，白天日理万机，夜晚纵情声色，没有好好休息的机会，所以常常早死。而普通太监就不会面临这种离奇的危险，他们一般不会斗气，很少喝酒，从不冒险，更没有纵欲的机会。虽然活着无聊，但也比死了有趣，不知这算不算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也不是所有皇帝都早死，比如萧统活到了86岁高龄，因为他有着严格自律的生活习惯，不但崇尚清淡饮食，而且50岁以后便不近女色，独自休寝三十多年，几近苦行僧的生活，甚至还亲自做过三次和尚。”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大部分都是萧统在位时期建造的。北宋九个皇帝，没一个活过60岁。只有赵构南渡以后，历经劫难，九死一生，却奇迹般地活到了81岁。在他之后的南宋皇帝，又没有超过60岁的。赵构居然成为两宋唯一活过60岁的皇帝。他之所以有机会奇峰突起，除了提前退休，钟爱养生，可能还受益于被金兵吓出的阳萎。问题是，这些长寿的皇帝直到死时睾丸都还在。
结论是，良好的生活环境和规律的清修生活可能有助于长寿，与睾丸酮关系不大，所以太监并不能作为睾丸酮作用的重要参照。
基因会不断复制，所以不会衰老。从根本上说，肉体只是基因路过的临时通道。基因为了有效向下传递，就必须不断放弃旧的肉体，启用新的肉体，其间伴随着不断的新生与死亡。人类也摆脱不掉这个进化的宿命，作为肉体的个人，最后必将被基因抛弃。
问题只在于何时抛弃。
肉体机器损伤程度越低，或者修复效率越高，则衰老也就越慢。所以衰老速度取决于损伤频率与修复效率，这是不断发生的动态过程。损伤频率越高，则寿命越短，反之亦然，修复效率越高，则寿命就越长。
理论上而言，如果所有器官都具有高效的修复能力，将有助于机体不断延长寿命，直到长生不老。因为修复需要消耗能量，所以必须计算成本，只有预期回报超过预付成本，修复才有意义。
正因为如此，机体对肝脏损伤具有极强的修复能力-肝脏负责解毒，时常受到各种化学物质或者病毒的伤害，此类伤害大多是渐进的过程，存在修复的必要和时机，所以肝脏具有强大的再生能力，甚至在手术切除三分之二的情况下仍然能够重新长完整。老鼠需要三周时间，人类则需要四个月左右恢复。而有些器官则修复价值不高，比如负责全身供血的心脏，一旦出现损伤，则全身崩溃，因而维持心脏的修复能力意义不大，只要被捅一刀，基本回天无力。而人死以后就不再有修复的可能。
由于缺乏永久修复能力，所以死亡不可避免。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尽量减缓死亡的脚步，重点是减少意外损伤，努力维持身体的修复能力。但与此同时，为了完成基因传递的终极任务，必须为争夺食物和配偶而战斗，意外损伤和代谢消耗都不可避免，总体表现就是衰老。
普遍的规律是，意外死亡率越高的动物，其哀老速度越快，因为它们没有必要维持青春的活力，既然如此，繁殖的任务也就越迫切，必须赶在有限的生命跨度内将自己的基因传递下去。进一步的结果是，由于生长时间有限，所以很难长出巨大的身躯。反过来的影响是，较小的身体更容易意外死亡，不是被踩死就是被咬死。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只要被困进怪圈，就很难找出有效的解决方案，所能做的只有不断加速繁殖，加速衰老，进而加速死亡。
老鼠就是典型代表，它们总是被各种天敌捕食，平均寿命只有两年。为了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把基因传递下去，它们必须迅速成熟，出生四十多天后就忙着交配产子了，一生可以产下数百后代，靠“鼠海战术”保证一定的生殖回报。
人类与老鼠采取完全不同的策略，高大的身体需要漫长的发育时间，意味着性成熟被大幅推迟，其实等于提高了生殖风险，因为意外死亡率会随着时间的延长而不断提高，如果在性成熟之前就已死去，当然不可能留下任何后代，所以我们必须在死亡之前进入性成熟。这是制约人类无节制生长的主要原因。进入性成熟以后，面临后代数量问题。
获取生殖回报的直接途径是增加后代数量，但庞大的身躯严重限制了人类的生殖欲望，我们不可能像老鼠那样一胎产下十多个后代。既然如此，要想得到更多的生殖回报，就只能多生几胎；而要想多生几胎，父母就必须有足够的寿命，直到把所有孩子养大成人，这就是人类长寿的进化意义。
当我们每天醒来都发现自己没有死去，就会对生命充满好奇与感激，进而开始挖掘生命的意义。生命的意义其实是寿命延长的副产品，只有延长寿命才足以思考这个问题。
长寿对智商也有要求，只有高智商才能尽量避免意外伤害，越笨的动物寿命越短。不能避免意外伤害的动物，修复能力就纯粹是浪费。以此类推，人类要想长寿，必须具备发达的大脑，否则在危机四伏的原始丛林中他们真的可能会笨死。
寿命当然不能无限制延长，因为寿命跨度越大，堆积的伤害也就越多，修复的成本也就越高。更重要的是，我们暴露在一个充满病毒、细菌还有各种寄生虫的危险世界，更长的寿命意味着更多感染的可能，所以寿命需要强大的免疫能力支持。可是男人却容易沉迷于酗酒、抽烟、暴力等削弱免疫力的活动，从而遭受更多的意外伤害，天长日久，伤病缠身，直接导致修复跟不上伤害的速度。所以男人到了中年如果不知保养，就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自私行为。因为他们的身体崩溃以后，就必须依赖配偶照顾，继而成为沉重的负担。
与此同时，女人却拥有高效的修复能力，因为她们受到的意外伤害较少。强大的修复能力有助于更好地完成生育任务。自从受精以后，一系列发育工作都要在孕妇体内完成，孕妇必须提供良好的生理环境，否则就不足以生下健康的后代，无法完成传递基因的工作。只有处于最佳状态的孕妇才能满足生育的需要，而女人不可能一直处于最佳状态，要想连续不断地生孩子，只能靠连续不断的修复。也就是说，女人之所以比男人长寿，是因为她们肩负着更为复杂的生殖任务，不得不保持身体质量。
男人则相反，他们对生殖的贡献主要是射精，那是瞬间就可以完成的任务，此后他们的身体好坏对于胎儿发育并没有明显影响，所以没有必要维持健康的生理环境。
由此看来，正是机体修复策略的不同，造成了男人寿命普遍短于女人。修复与衰老同台竞争时，死亡总是最后的赢家，那是修复跟不上衰老的最终结果。
但这个理论存在一个明显的困境，即女性需要大量能量完成生殖活动，同时又需要大量能量用于机体修复，两种能量需求出现了直接的冲突，可事实上女人的饭量却小于男性，总体能量供应并不比男人多，直接用于修复的能量可能更少，如此能量分配似乎不足以胜任高强度的修复工作。
现在的问题是，既然修复需要能量，为什么节食有利于长寿呢？
幼年时期的能量摄入有助于刺激机体加速发育，但在发育完成后会加速衰老；而且食物越多，衰老越快。可能的原因是，在新陈代谢过程中会产生大量自由基，这些自由基会加速机体衰老。节食产生的自由基相应减少，因此衰老减慢。男人由于受到雄性激素的影响，食欲往往远超女性，常常狼吞虎咽、暴饮暴食，胃病的发生率比女人高出数倍，那也是影响寿命的重要因素。
整体结论是：男人，吃饭更多，寿命更短，是一种极其浪费的动物。
寿命是复杂变量控制的总体趋势，而非单一因素的必然结果。我们只能从整体上关爱自己的身体，适度健身，心态开朗，有节制地做爱，尽量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能不喝酒的时候就不喝酒，能不抽烟的时候就不抽烟，我们自然可以活得更长一些。
人类的寿命已变得越来越长，但在复杂变量的控制下，男人的寿命仍然短于女人，这一看似无关紧要的生物现象，却在无形之中左右着中国历史的总体走向。
正因为男女之间存在明显的寿命差异，导致中国古代普遍存在垂帘听政现象，即皇帝辞世之后，如果接班人年龄尚幼，无力单独把持朝政，寿命较长的皇太后就会对政治施加个人影响。
很多人误以为垂帘听政是个别现象，其实只要皇权平稳过渡，并且皇太后未死，基本都会垂帘听政。自从有文字记录以来，此事就一直传承不绝。战国时期触龙说赵太后的故事，其实就是赵太后一次垂帘听政的决策过程。但论影响之深远，当数秦国宣太后，就是有名的準月，先后威震朝廷四十多年，连秦昭王都“畏太后之严”，正式开启了垂帘听政之风，直到被远交近攻的范雎终结于咸阳。此后历代都有垂帘听政现象，不过是影响大小的区别而已。两汉太后干政异常普遍，因为汉朝男人寿命相对较短，女性的长寿优势非常明显，导致“皇统屡绝，权归女主，外立者六帝，临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帘”。
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汉武帝甚至推出了一项极端政策，只要选定太子，则立即诛杀其母，“立其子杀其母”，以防垂帘听政重演。这看似绝情的措施甚至影响到了北魏拓跋家族，却并没有根除垂帘听政乱象，因为女人的寿命实在是太长了，远远超出了男人的预期。孝文帝拓跋宏的母亲虽然被杀，但他的祖母仍然未死，导致政权一直由太皇太后把持，几乎就是垂帘听政的平方。
此风至唐朝武则天达到顶峰，她直接撇开男人，自己当起了皇帝。这对后来的男人起到了强烈的警示作用，他们开始对女人干政保持高度戒备，此后的垂帘听政往往受到大臣的激烈抵制和王权的强势约束。
直到两宋时期，垂帘听政才形成了相对规范的制度，宋真宗死前，直接下诏由太后垂帘听政辅佐幼主，军国大事皆由太后裁决。正因为有此规范，宋朝前后有九位太后临朝听政，基本保证了政权平稳过渡，除了“狸猫换太子”的传说外，没有出现明显的政治风波。相似的局面在西夏和辽朝都反复重演，北辽萧太后甚至亲自领兵攻打宋朝，可见其对军政的掌控程度。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制定了严格的家法，对女性干政作出了明确规定，基本没有出现垂帘听政现象，但明英宗和明神宗仍然受到了太后的明显干预。
清朝一直有太后干政的传统，从孝庄太后起，到慈禧太后终，并非稀有事件，只是慈禧面临世界格局的巨大变化，无力从容应对，失措之下倚重神功附体的义和团向西方列强同时开战，导致局面一发不可收拾。随后毒杀光绪，天下分崩，直接影响了近代中国历史走向，背后居然隐约潜伏着男女寿命差异的黑手。如果男人的寿命长于女人，垂帘听政就不会在男权社会扮演重要角色，中国的历史必将是另外一种模样。
垂帘听政的影响无疑有巨大的蝴蝶效应。有一点非常明确，女性执政者和男性执政者的执政手段、方针、眼光和魄力都存在很大差别，男人往往有更强的征服欲望，对外扩张的兴趣比较浓厚；而女人则相对保守，除非天生雄才大略，一般不会有扩张版图的兴趣。而垂帘听政的太后一般并不是靠政治能力爬上权力顶峰，她们的军事野心和财税需求普遍较低，对历史的走向当然会产生强烈的影响。当然，这是一个宏大的话题，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的事情。既然如此，不如不说。
第十一章 暴力博弈
强奸肯定不是人类的专利，很多动物都会强奸，甚至连鱼类都会强奸。鲨鱼会因为激动而把雌性咬得遍体鳞伤；海豚更是强奸专家，它们甚至会集体轮奸；鸟类的强奸手法是把雌性撞落在地。所有强奸动物的共同特点是它们往往群居，因而不需要花费太长的时间寻找雌性。强奸的成本很低，尽管收效不高，但损失也不大。
强奸犯射出的精子总量显著多于普通性交，强奸导致的怀孕率非常高，甚至是普通性交的两倍左右。
则再无其他途径将精子注入受害者体内。所以绝望是启动强奸的重要动力，实施强奸是在绝望情境下为繁殖作出的最后努力。幸福的男人较少出现强奸意图。前景预期越差的男人越容易出现强奸冲动，而前景预期明朗的男人则与此相反-他们不必冒险葬送自己的光明前程。
事实上陌生的强奸犯很少，大多数女性都是被熟人强奸的，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所谓的蓝颜知己，那可能是女性防范意识不足造成的，她们往往重视警惕陌生人，而忽略了身边的色狼。所以，蓝颜知己在很多情况下都是情色陷阱，他们造成了两种可能：导致熟人强奸比例升高，或者陌生人强奸比例降低。唯一值得安慰的是，被蓝颜知己强奸总比被陌生人强奸好得多，毕竟蓝颜知己也经过了某种筛选，并不是所有男人都有资格被女性引为知己。所以，有些女性也可能是出于自愿，那更应该被叫作通奸。
闺蜜是抢夺男友的第一危险因素，她们生活情趣相似，年龄也差不多，处于完全相同的生态位，有大量的机会接触相同的男人，因而可能和相同的男人发生感情纠纷。很多女人与男友分手的原因是闺密没看上，或者闺蜜看上了，最终往往导致闺蜜反目成仇。
社会治安越是混乱，女性就越倾向于和身材高大的男人结婚。
打击强奸本质是保护男人的生殖利益。所以强奸自古就被视为犯罪，男人制定的法律之所以把强奸定为有罪，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为了保护女性，而是为了保卫男性交配权不被侵犯，否则他们宁愿保留强奸的权力。
进一步推测可知，女性反强奸可能也是为了迎合男人的需求。打击强奸的契约反过来向女性施加了强大的社会压力，迫使她们必须配合，并主动建立反强奸机制，以此维护男性交配权不被污染。如果某个女人没有必要向男人证明什么，强奸反而不会造成太多的心理伤害。从来没有哪只雌性黑猩猩坐在大树下泪眼婆娑地哭诉强奸的遭遇，因为强奸本质上并不会影响生殖回报，其他动物已反复证明了这一点，但强奸却会影响人类婚姻市场的秩序。反强奸机制是向男性证明父权清晰的有效手段。
排卵期间的女人无论看起来还是闻起来都更加诱人，同时她们自己也很容易动情。那枚蠢蠢欲动的卵子是一把双刃剑，不但容易招来强奸，而且容易被强奸，因为卵子的主人此时反抗强奸的意志比较低沉。
第十二章 同性恋爱博弈
包括人类在内，至少有一千多种动物存在同性恋现象，从蠕虫到青蛙再到鸟类和哺乳动物，都对同性恋乐此不疲。堪作楷模的倭黑猩猩在同性恋方面可谓超凡卓绝，约有一半以上的个体都会积极参与同性大联欢，做出逼真的交配动作。聪明的海豚不仅喜欢同性恋，而且非常性急，有时甚至会将生殖器直接插入对方的鼻孔。更有甚者，哪怕对方是一只海龟，海豚也毫不在意。当然，海龟可能并非自愿提供发泄通道，它们的弱点是行动太慢，以至于事后都不知道对方是谁。
人类也不甘落后，绝对男同性恋者占4%，绝对女同性恋者占3%左右，略低于男性。青春期少男少女大约有三分之一有过同性恋活动，又叫作同性依恋期。有时同性之间的友谊就是同性恋的隐蔽表达形式。当安全度过这段时期以后，同性恋倾向会渐渐被忘记，朋友也会慢慢远去，体内分泌越来越旺盛的性激素驱使着他们把更多的注意力转向异性。也有些人会在朋友和恋人之间来回游移，既不想扔了朋友，也不想得罪了情人。不过，大多数人最后都是直奔情人的怀抱。梁山好汉似的长期朋友关系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山上缺乏足够多的女人。
不能留下后代的同性关系有什么意义？这种明显与众不同的性取向又何以被代代传承到如今？
据不完全统计，处于性活跃期的中国男性同性恋者约有五百万到一千万，而民间的估计数量更大，五千万应该是可能的数据。娱乐圈和大学校园已成为同性恋的高发地带，特别是大学校园，集中居住着一大批性成熟期的青年人。他们生理机能健康，性需求旺盛，但性心理又极不稳定，加上学校性教育水平相对滞后，都对大学生的性取向产生了严重影响，从而成为同性恋高发的诱因之一。可以预见，在未来一段时间里，高校同性恋将呈暴发性增长态势。到时辅导员担心的将不再只是恋爱问题，还多了两种异常情况——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问题。
无论如何，同性恋也是人类情感交流的重要方式，是正常行为模式之一，不应该受到歧视或指责，只要他们能够享受爱的美好，谁又有权去指责他们呢？毕竟，一些异性恋夫妻都未必能够享受真爱的感觉。
在某些特殊历史时期，同性恋甚至成为社会流行事件。古希腊男人常以同性恋为荣，以没有同性朋友为耻，如果哪个成年男人没有引诱到年轻新鲜的少年，就不是优秀的老男人。对于少年而言，没有被勾引也是一种耻辱，就像不能招蜂引蝶的狗尾巴花一样令人沮丧。著名的苏格拉底与梭伦都是同性恋，梭伦还积极推动同性恋合法化运动，成为古希腊同性恋的标志性人物。古罗马帝国对待这一问题完全开放，男人做爱时从不考虑对方性别，他们在床上完全平等。凯撒的威名与同性恋同在。当时的大人物家里往往养有大批奴隶，漂亮的家伙都具有双重身份——白天替主人干活，晚上为主人泄火。
中国在这方面同样领先，同性恋甚至是重要的传统文化之一。我们有一个极具文学色彩的术语指代同性恋，据《战国策》记载，魏王有个男友名叫龙阳君，所以搞同性恋就雅称为“龙阳之好”。
说起来，古代的皇帝拥有的漂亮女人极多，可以随心所欲地加以临幸，但吃多了大鱼大肉总想来点咸菜，导致皇帝大多有“龙阳之好”。汉哀帝就因此而名垂青史。有一次，他和男友董贤同床共枕，董贤可能因为运动过度比较劳累，就枕着哀帝的龙袍睡着了。哀帝想起身撒尿，因不忍惊醒董贤，便拔剑割断了衣袖，此事遂成为名扬千古的“断袖之癖”。
“龙阳之好”和“断袖之癖”的另一位代表性人物，是春秋时期的卫灵公。一天他和男友携手共游果园，男友随手摘了一只桃子咬了一口，觉得味道很好，就顺手将剩下的一半递给了卫灵公。卫灵公不顾口水，接过来就吃，边吃边赞说：你真是太爱我了，把带有口水的桃子分给我吃。这就是“分桃”之典。后来男友年华老去，与女人一样面临着“色衰而爱弛”的命运，“分桃”这一桃色事件转而变成了白色恐怖，卫灵公愤慨地指责说：你当年竟然敢给我吃你剩的桃子！
可知在爱的世界里，对负心汉的警惕与防备一刻都不能放松，无论男女。
魏晋六朝时出现“男宠大兴，甚于女色”的壮观景象，此风历经数代而不衰。宋代的苏轼就惯常以小女人笔调给男朋友写诗写词，尽显做小伏低的本色。他曾经以幽怨的女人口吻为应天府太守陈襄写过一首感情真挚充满泪水哀愁的离歌，自述“翠蛾羞黛怯人看，掩霜纨，泪偷弹”的羞怯情状。但转眼之间，苏轼从杭州到常州出差，遇到一个帅哥柳子玉，又顺手为他写下了一阂《昭君怨》，尽说“欲去又还不去，明日落花飞絮”的惜别之情。
而苏轼的所作所为，只是当时士大夫阶层的一个缩影而已。
晚明时期，同性恋几乎成为一种时尚，都市中甚至出现了专为同性恋服务的所谓男院。北京有名的帘子胡同，就曾是男妓批发市场，顾客主要不是女人而是男人。当时，有钱有势的人家大多收有门子，或谓门客，除了做些文字工作，还要为主人提供后门服务。“门客”这一称谓真是令人绝倒。
很多名士都有做门客的经历，《牡丹亭》的作者汤显祖就因同性恋染上梅毒而死；名士张岱于《自为墓志铭》中坦率承认“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婶，好娈童”
此风到了清朝毫不逊色，“泣童割袖之风盛行于世，执役无俊仆，皆以为不韵；侑酒无歌童，便为不欢”。清中期名士梁绍壬对此风气总结得最为精练：“软红十丈春风酣，不重美女重美男。”可见男风之烈，盛况空前。
西方的同性恋在文艺复兴时期依然时尚，直到工业革命时期，才开始被视为犯罪。希特勒对军中同性恋的处理方法是直接枪毙。基督教文化对同性恋尤其无法容忍，一经发现，往往会判死刑或火刑。直到1969年6月27日，美国纽约有四百多名同性恋者在石墙酒吧集会，和前来抓捕的警察发生了暴力冲突，这是同性恋者第一次公然拒绝警方逮捕。以此为起点，同性恋在西方的处境逐渐得到改善。1992年，联合国卫生组织将同性恋从精神病患者的队伍中分离出去。2015年7月底，美国最高法院宣布同性婚姻合法，成为世界上第21个承认同性婚姻的国家。此前，丹麦已于1989年第一个承认同性婚姻，此后荷兰、比利时、加拿大、西班牙、南非等相继加入这一行列。而截至2015年底，亚洲则无一国承认同性婚姻合法。两者之间的差异基本体现了男权地位差异——男权越强，异性恋霸权就越强，导致同性恋地位越低。
我国法律没有明文禁止同性恋婚姻，但是也没有明确承认。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异性结合仍然是结婚权的唯一内容，同性恋者的婚姻权实际被虚置了。但在1997年的刑法中去除了惩处同性性行为的鸡奸罪，对同性恋的看法稍显宽松，不再视之为犯罪，也不再视之为病理，可也不支持他们结婚。
这种矛盾现象体现了世人的矛盾心态，不少人认为不应该禁止同性婚姻，同时又不同意明文支持同性婚姻，这是异性恋霸权的惯性表现。异性恋霸权不是某一个人的霸权，而是整个社会由于长期的男权思想而形成的文化氛围，是男权的另一种表现形式。霸权影响无处不在，所以很多同性恋在公开身份之前都要考虑再三，他们犹豫不决的原因就是来自异性恋霸权的压力，或者说是来自男权的压力。
男权社会有理由担心，如果同性婚姻受到鼓励和提倡，会因而削弱异性婚姻的吸引力，男权也就会随之崩溃，因为男人需要从女人那里压榨生殖利益，却很难从男人那里压榨生殖利益，也很难从女同性恋者那里压榨生殖利益。总而言之，同性恋对男权权威是一种巨大的威胁，所以必须以异性恋霸权的形式加以制裁。如果面前只有一块糖，我们就只能吃那块糖，但如果出现了另一块味道不同的糖，我们可能就会重新作出选择。同性婚姻可能就是那另一块糖。结合中国历史来看，观念一旦放开，同性恋地位就将会不断提高，人数也会不断增加，甚至在短时间内形成社会风潮，毕竟我们曾有过这种历史经验。
倭黑猩猩特别容易激动，经常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争斗不已，但战事从来不会持续很久，平息争斗的重要途径就是彼此发生性行为，无论同性还是异性。如果是同性，它们就会互相摩擦生殖器；如果是异性，大家就玩真的。几个回合下来，所有仇恨烟消云散，它们生活的树下布满了失效的精液，遍地精子的群体总比血流成河的群体更加安全，也更容易保存后代。
解剖学发现，同性恋可能与脑部结构改变有关，人下丘脑的某个部位控制着性冲动，只要发生某些微小变化，就可对性取向产生严重影响。而脑部解剖结构的改变又与内分泌有着直接关联，所以同性恋可能与内分泌失调有关。
据不完全调查，男同性恋的食指和中指比例相对较小，这一结果与产前雄性激素水平呈负相关，提示他们在胚胎中接受的雄性激素水平较高，间接表明雄性激素异常容易导致男同性恋。实际检验结果也表明，男同性恋者雄激素水平偏低，而雌激素水平偏高。
一个诡异的社会现象似乎表明激素与同性恋之间的确切联系。很多影视男明星成名以后都享受着帝王般的尊荣，虽无三千粉黛，但有三千粉丝，大批疯狂而幼稚的女性粉丝都以献身偶像为荣。当为这种荣耀付出太多时，偶像体内的雄激素水平明显跟不上精液流失的速度，于是性取向就会悄然改变。
于粉丝而言，这似乎是坏事，她们为偶像献身的机会因此而大为减少；不过对偶像其实是好事，他们可以用这种奇特的转变更好地保护身体不被掏成枯木。古语有云：“二八佳人体似酥，腰间仗剑斩愚夫。”老祖先早就提醒过这些不肖子孙，为了躲避妖娆剑客的肉体追杀，最好的办法当然是成为同性恋。
同性恋可能只是一种爱好的延伸，是动物追求乐趣的简单结果。有人喜欢喝酒，有人喜欢踢足球，有人喜欢同性恋，他们觉得那样更有趣，而且未尝不可，如此而已。这种爱好可能对繁殖确实没有意义，却可以让生存变得更加丰富多彩。而生存和生殖是两大重要生物学任务，完成其中的一条，总比一条都没完成好得多。
这种独特的生活情趣可能与异性缺乏有关。有人用斑鸠做过一个有趣的实验，当把一对发情的斑鸠放进笼子里时，雄性会对雌性大献殷勤，竭力讨好。如果把雌斑鸠拿走，另放进一只母鸡，雄斑鸠也照单全收；如果连母鸡也没有，无技可施的雄斑鸠甚至会对着一堆脏兮兮的抹布表达浓浓的爱意。有人甚至亲眼观察到发情的青蛙在水中把金鱼强暴致死，海狗也会把到手的企鹅先奸后杀。
研究表明 动物的性取向可以随环境改变而改变，动物园笼养的金翅雀如果性别比例失调，同性恋现象就会增多。但如果把它们都放到大自然中去，同性恋现象又会减少。所谓理解万岁，它们实在是为情所困。发情期的雄性会被性激素折腾得晕头转向，那些可怜虫产生了强烈的交配冲动，但只有极少数优秀雄性可以赢得交配机会，失败者只能游走于主流交配圈之外，除了惺惺相惜互解饥渴，还能指望什么呢？另一只雄性的效果肯定要比抹布好得多。这就是同性恋性状存在的基础，是解除生理危机的有效手段，毕竟同性也是发泄的有效出口，总比没有任何发泄途径好得多。
根据这个逻辑，中国古代男同性恋盛行，可能是应对一夫多妻制的手法，因为他们找不到足够的女人，所以不得不转向男人。同样的原理，军队和监狱中同性恋的比例大大高于自由社会，因为那里缺少足够的异性。
这个理论最大的问题在于，虽然性别比例失调可能导致同性恋，但却并不表明同性恋全部是性别比例失调的结果，有些同性恋明明非常优秀，完全不是性别比例失调的牺牲品。如果他们想找女朋友，转眼就可以挤满一床。
我们在谈论同性恋时，往往忽略了他们的生育能力，好像他们从来不会生育似的。事实上，同性恋者往往也有孩子，而且超过半数是亲生的。平均每对男同性恋至少会有两个孩子。如果考虑到许多人都没有亮明身份，强行抑制了同性倾向，用形式婚姻应对社会压力，因而不得不结婚生子，这意味着同性恋的生育率可能更高。所以，同性恋基因的遗传没有任何问题。
比如以雄武闻名的汉武帝刘彻搞同性恋同样雄武，这也是继承了汉高祖的优良传统。他的男朋友大概可以武装起一个加强连，其中有几个极为著名，比如大音乐家李延年，几乎与刘彻同起同卧，全家也因此而尽享尊荣。此外，刘彻对卫青也是爱恐不及，居然跟到了厕所偷看他撒尿；对霍去病更是爱幸有加。卫、霍二将能在疆场纵马驰骋、建功立业，与皇帝的特殊支持密切相关。霍去病那句“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豪言壮语，大概也有向刘彻示好的意思。
尽管有这些特殊爱好，但从来没有人怀疑刘彻会没有后代，事实上他留下了很多后代，到七十岁去世时，计有六个儿子，若干女儿。同性恋的身份并没有降低他的生育能力。
在男性话语体系中，女同性恋从来都不是讨论的重点，因此，在各种史料对男同性恋大书特书时，对女同性恋却置若罔闻，或者不屑一顾，所以我们很难在史料中找到女同性恋的踪迹。
汉武帝刘彻年幼时有一次被姑妈长公主抱在膝上问他想不想娶妻子，刘彻回答说想。于是，姑妈故意指着左右侍女问他喜欢哪一个，刘彻说都不喜欢。最后，姑妈指着自己的女儿阿娇问怎么样，刘彻爽快地说好，如果得到阿娇做妻子，一定要给她建一座金屋，“当作金屋贮之”。这就是成语金屋藏娇的由来。
这个随口作出的许诺，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刘彻的命运，长公主因此而全力支持他谋取太子之位，助他坐上了龙椅。作为回报，刘彻也对阿娇专宠十多年。
此后，刘彻大权在握，欲望膨胀，便渐渐疏离了阿娇；随后又建了两座黄金屋，一给卫子夫，一给桃李，无一不是绝代，人；此外，刘彻还大兴十本，广招燕赵美女以供一己淫乐。后宫美女因以数万，年龄皆在十五以上二十以下，满三十岁即发配外嫁。刘彻曾自言，“能三日不食，不能一日无妇人”。这些妇人没有一个叫作阿娇，至此，金屋崩塌，恩义全无。
金屋内的阿娇想见刘彻一面都难，寂寞难耐之下，“挟妇女媚道”叫一个女巫扮为男子与自己同卧共起，俨若夫妇。刘彻得知后大为震怒，责其“女而男淫”，以为妖孽，不但废了阿娇的皇后之位，将其打入冷宫，而且一连诛杀了三百多涉案人员。此事在《汉书》中有明确记载，当是正史第一次明文提到女同性恋事件。李白曾经为此感叹道：”昔日芙蓉花，今成断根草。以色事他人，能得几时好？”
当时汉宫内美女云集，刘彻一个人根本照顾不了那么多，这些女人的欲望得不到疏泄，宫中又没有多余的男人可供分享，可以分享的都是无用的男人。只有李延年曾经得寸进尺，借着与皇帝来往的机会搞起了宫女，结果当然是自寻死路——你搞皇帝可以，但是不能搞宫女，因为那会在宫中留下自己的后代。
所以宫女的性欲几乎没有发泄出口，导致同性恋现象极为多见。《汉书》中就曾明确提到“房与宫对食”，就是宫女自助式的安慰手段，自此“对食”作为同性恋的隐语一直在宫中流传。后来甚至出现了公开化趋势，并慢慢演化为宫女与太监的对食现象，明代的万历皇帝就曾亲自为魏忠贤和客氏调解过对食矛盾。
宫中女性人口密度大，生活环境好，花明柳暗、阶转廊回，平时又吃穿不愁、温饱无忧，加上男性奇缺，出现高比例同性恋现象当然可以理解。但民间女同性恋也不少见，较之于曾经蔚为奇观的男同性恋风潮，女同性恋在阴暗角落细弱地生长，却从没死去。
古代民间女同性恋有个隐晦的代名词，叫作“磨镜”。磨镜本是走街串巷混饭吃的手艺，古代的铜镜用时间长了，影像就会模糊不清，用水银磨制以后才能重新焕发清亮。后来，这个词被引伸为女性面对面相互抚摸对方身体，由于两人身体结构相同，似乎互为镜像，故称“磨镜”。
由于受到男权的压迫，关于女同性恋的历史资料极少。古代女人很少识字，而识字的男人又不屑于记录女性的感受。直到明代中后期，社会风气已然混乱不堪，大文人李渔才写出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的女同性恋作品《美人香》，故事原型居然是作者自己的家庭生活。
因为无法得到独立的生活资源，古代女同性恋者必须寄居于传统婚姻中，借助男人构建自己的情感世界。如果男人的交配权没有受到损害，甚至可能得到双倍的回报，就不会遭到强烈的反对。可以想象李渔肯定乐在其中，那正是他在作品中流露出的得意情绪，也是大多数民间女同性恋者的归宿——成为男性的玩物。
正因为如此，女子磨镜在明代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男人的默许。当时，男人夜不归宿成为时尚，家里又是妻妾成群，她们互相灭火，倒也减少了红杏出墙的危险，男人对此当然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的女人甚至会逼着丈夫讨小妾。《浮生六记》里的芸娘曾偶遇一位貌美歌妓，顿时犯起了花痴，回来就在暗中替丈夫撮合，欲引为侧室，可惜歌妓后来被人横刀夺爱，芸娘为此大病一场。如果说芸娘真心要为丈夫讨小妾，那实在是不好理解，真正的原因是她自己看上了那位歌妓，因而想要暗中曲通而已。从丈夫的立场来看，真是亦喜亦忧的美事。
《红楼梦》并非同性恋文学名著，但对药官、蕊官等人的描写仍然令人印象深刻。在一个“柳垂金线、桃吐丹霞”的春日午后，作者让我们见证了几个青春少女之间纯洁美好的感情。至今为止，这一段落仍然是描写女同性恋的最高境界。其他作品都会在不知不觉间流于淫秽，这与创作者的男权立场和审美情趣密不可分。
文化氛围对女同性恋具有显著影响。中国传统文化认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教条，生育文化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导致社会舆论对女同性恋的普遍压制。因为那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女人的生育兴趣，无法扮演贤妻良母的角色，处于主流地位的男性联盟必然打击女同性恋，不会任由其发展为强大的社会风潮。
女同性恋并不意味着彻底抹平性别差异，事实上，她们仍然很在意彼此的区别。在同性恋中扮演丈夫角色的女人，食指与无名指长度差异与男性相同，那是在胚胎中受到睾丸酮刺激的化学标记。她们体内的睾丸激素水平更高，似乎先天喜欢女人，行为更加男性化，腰臀比例也接近男性。她们会故意消减自身的女性性状，比如穿宽大的衣服，束胸扮帅，甚至计划切除乳房，对生孩子没有半点兴趣，同性恋的态度比较坚决，基本不会改变，而且对同伴的要求也比较严格，有时甚至比男人还要苛刻。
而扮演妻子的一方则更加女性化，会像选择老公那样选择同伴，更注重对方的健康和经济条件，也更容易出现性嫉妒行为。只是她们的同性恋动机比较可疑，大多由于感情受挫，或者性要求得不到满足，而转向同性寻找慰藉。一旦遇到合适的男性，大部分都会终止同性恋关系，对于男人而言，她们就是正常的女人。而假小子则很难恢复女性的角色，对于男人而言，她们就是男人。
男同性恋主要发生于性成熟早期，而女同性恋则可以发生于任何年龄，可能暗示了男女博弈的某种结果。男人一旦在两性关系中处于主导地位，就很少再改变性取向，因为他们可以从男女博弈中获得更多利益。而女人则一直在试图从男女博弈的牢笼中逃脱，所以随时可以出现同性恋倾向。
时至今日，女性的社会地位一直在上升，却仍然摆脱不了传统的巨大束缚，婚姻仍是她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事业。即使获取了独立的经济地位，很多女同性恋者仍然选择回归传统家庭，通过与异性结合来保障生存。假如男权控制趋向缓和，或者社会保障制度完善，导致女性独立生活能力提高，随着个人意识的不断增强和生活条件的不断改善，女同性恋现象就会明显增加。这种博弈就像拔河比赛，只要一方稍为松懈，红绳就会立即向另一方倾斜。相关迹象已经在中国呈现出了明显的苗头，当女权主义风潮影响越来越大，蕾丝、拉拉等女同性恋词汇和思潮已公开扩散，知道的人越来越多，参与的人也会越来越多。
第十三章 光棍博弈
交配权是和生存权息息相关的基本人权，如果没有交配权，苟活于世又有什么具体意义呢？前景越是灰暗的人越有暴力倾向。对光棍而言，多活十年或者二十年并没有本质区别，趁火打劫说不定还能打出一片新天地，所以光棍最有暴乱的动机。社会调查结果也表明，性别比例与人均暴力犯罪率呈明显正相关，更与谋杀率有着惊人的联系，直接导致社会结构不稳，甚至成为革命的强大驱动力。中国历史朝代有规律的频繁更替，呈现的正是光棍有规律的产生和消耗的过程。而任何规律背后，都必然隐含着一定的科学逻辑。
生男生女不是随机事件——进化领域几乎不存在完全随机的事件，如同指纹形状这样的小事都受到各种因素的干扰，更不要说关乎人类繁衍的大事。
在现实世界中，干扰男女出生比例的因素很多，只不过鲜为人知罢了。乌龟和鳄鱼卵的孵化易受温度影响——较高温度下会孵出较多雄性，反之亦然。类似情况人类同样存在，科学家分析了德国1946年到1995年的月均气温与婴儿出生记录后，得出了一个诡异的结果：在炎热的夏季怀孕生出的男孩居多，寒冷的冬季则正好相反。这也成功解释了俄罗斯男性偏少的现象。对瑞典两百多年的出生记录统计也证明，在遭遇社会动荡或自然灾害之后，女孩的出生比例往往高于男孩。“911事件”意外证明了这一结论，当世界贸易中心被摧毁后，美国出生的女婴数量猛增，很多男婴在出生前就因自然流产而死去。也就是说，当妇女承受着各种因素造成的巨大精神压力时，她们往往选择生出女孩而不是男孩。男性胚胎要么无法着床，要么自然流产。相似的情况在世界其他地区和原始部落也重复出现。
这种生育策略隐含着一个简单的博弈，男婴对严酷环境的预期值更低，因为他们在出生后将会面临残酷的雄性竞争，甚至根本找不到伴侣，所以自然流产率较高。有研究表明，在子宫着床之初，男性胚胎约比女性多出20%，但因为流产率较高，最终出生时基本平衡。对母亲而言，光棍带来的遗传回报为零，既然如此，则不如改生女孩–女孩在严酷的环境中生存下去的机率更大，遗传回报也更稳定。
这一生育策略在性别比例失调时也同样适用：当男性数量超过女性时，每个男人都面临着巨大的交配压力，女性在婚姻市场中的议价能力提高，对男性的要求更加严苛，她们甚至宁愿成为剩女也不愿自降身价，更是加速了光棍的积累，使得雄性竞争更为残酷，此时再生男孩就是不明智的选择。如果一个地区由于自然条件的影响，导致女性比例高于男性，则会导致男人极不负责，反正他们不用担心找不到配偶。女性的议价能力随之降低，从卖方市场成了买方市场。
相关猜测已被大面积的人类学调查所证实：富人因为生活稳定，往往会生出更多的儿子，以期带来更多的遗传回报；而穷人的生活前景黯淡，就算生下儿子也可能在雄性竞争中落败，因而会生下更多的女儿-女儿无论如何都会找到配偶，甚至有可能成为王子眼中的灰姑娘，带来的遗传回报当然要高于一无所有的光棍——本章所说的光棍特指男性。
综合分析后可以得出可怕的结论：当社会动荡、经济低迷时，男性出生率将会随之降低，从而造成男少女多的局面；此后多生男孩比较合适，加上社会经过休养生息，形势渐渐趋于稳定，于是男孩的出生率会不断攀升，数量最终将超过女孩，并继续上扬；结果再次导致性别比例失调，成年光棍迅速积累，政府对此根本来不及调整，因而再次引发社会动荡，另一个循环重新开始。其间光棍数量出现了明显的波动，即降低升高再降低的规律，姑且称之为“光棍曲线”。
这可能是追寻中国古代社会动荡和历史变迁的重要线索。
一历朝历代的兴衰背后，都埋伏着一条或长或短的光棍曲线，因为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有明显的重男轻女意识，那是农业经济的必然产物。定居与农耕的生活方式有稳定的营养供给和充足的抚养后代时间，容易形成稳定的人际关系，这都有助于人口的迅速增加。而农民除了需要劳动者，也需要土地继承者和守护人，能够担当如此重任的最佳人选当然就是他们的儿子。女儿终将嫁为人妇，从而远离他们辛苦劳作的土地。虽然自古以来败家子的传说很多，但每一对父母都相信自己的儿子是人中龙凤，等他们醒悟时已然迟了。
受到重男轻女观念的强烈影响，民间极易出现男多女少的局面，再加上富人可以拥有很多女人，被排挤而失去交配权的底层光棍数量更是惊人。可他们的交配欲望也是刚性需求，过度积压的欲望极易形成畸形的破坏力，进而迸发声势浩大的光棍战争。当多余的光棍经过了刀枪的损耗，男女比例再次趋于平衡，社会才可能重新恢复稳定，这是历朝历代农民战争反复呈现的恶性循环。
所以，一个典型王朝的正常寿命大约在两百年左右，那正是光棍数量经过损耗然后重建并增长到可以再次爆发战乱的时间。具体能够持续多久，与战争消耗的光棍数量有关。战争消耗的光棍越多，重建的时间越长，王朝持续的时间可能也就越长。大约经过十几代人的努力，旧的王朝终将被光棍推翻，新的王朝会开始贮备新的光棍，同时慢慢配酿新的战争。
从秦朝开始，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条曲线的运作规律。在秦始皇完成统一大业的无以计数的流血战争中，仅史书记载的死亡人数就高达三四百万，相比于当时的总人口，这是惊人的损耗。如此惨烈的战争，必然导致光棍数量急剧下降。正常情况下，秦朝完全可以进入一段稳定的光棍重建期，但秦始皇没有停止折腾，反而连续大兴土木，每年至少强行征集两百万以上的青壮年劳工，连征兵动员令都免了。陈胜、吴广于雨夜的大泽乡斩木为兵，揭竿而起，天下云集响应，秦朝很快灭亡。如果不是大量光棍被超常规聚集，秦朝延续个二百年完全没有问题。
此后，东、西两汉无不维持了两百年左右才灭亡。唐代开国之初，唐太宗大力鼓励人口生育，以弥补战争造成的损失，经过贞观之洽，人口得以迅速恢复，男性比例不断上升，最终导致光棍超量积累，洪流奔涌，一发而不可收拾，给黄巢起兵奠定了基础。
宋代杀女婴现象盛行，往往用冷水盆溺杀，父母亦不忍观。这种现象与宋代奇特的婚嫁观有关，当时盛行厚嫁，即女方需以大量的财产陪嫁，数量之大，甚至超过男方娶亲的费用，无论王室还是平民，皆是如此。富裕的平民之家嫁个女儿可能要陪嫁六七十亩田产，那无论如何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连皇弟扬王赵颞都因为女儿太多而拿不出嫁资，不得不向皇帝借钱。普通农家更是根本支付不起，最好的办法就是女孩生下来后就杀掉。特别是成年的长兄，因担心妹妹以后会分走家产，所以极力鼓动杀死女婴。而杀害女婴的过程，就是不断制造光棍的过程。
明朝也出现了典型的光棍曲线，男女比例在洪武年间呈现明显下降，直到永乐年间开始上升，到弘治年间达到高峰，此间积累了大量光棍。明武宗朱厚照时期便出现了大量农民暴乱，好在与鞋粗的战争又消耗了大批光棍，反倒延缓了灭亡的时间。等到李自成和张献忠出山时，一切都已无法挽回，全国已经积聚了太多的光棍，满人入关只是坐收渔利而已。
清朝面临同样的循环，清初人口大概不足一亿，由于连年战乱和屠杀，男性比例极低。后来统治者制订了有利人口恢复增长的政策，再加上水稻、玉米、番薯等高产作物得到大面积推广，气候适宜，营养充足，于是人口出现爆炸性增长，性别比例不断倾斜，杀害女婴现象愈演愈烈，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大部分农村四分之一的男人注定要打一辈子光棍，他们要么做土匪，要么做强盗，要么偷鸡摸狗，构成了社会动荡的重要因素。
袁世凯逼清帝退位，自己坐上大总统宝座时，并没有出现激烈的战争，所以很难维持稳定的局面，大量多余的光棍是在此后近四十年的战乱中消耗掉的，直到1950年前后才勉强平息。
值得一提的是，中原地区不仅受到本地光棍的威胁，而且还受到外来光棍的干扰。特别是蒙古草原、鄂尔多斯高原等干燥寒冷地区，由于气候恶劣以及土壤中缺乏微量元素锌等原因，致使育龄妇女在妊娠期大量死亡，留下的光棍大都处于如饥似渴的性成熟期，这是匈奴、突厥、契丹、鲜卑、鞑靶、女真等北方少数民族不断向南扩张的重要诱因。南、北两宋没有亡于本朝光棍，却仍然难逃外族光棍的无情打击。
事实上，蒙古部落并没有重男轻女的习俗，因为他们的女人和男人一样强悍，除了操持家务、抚养后代，还能提刀上马、杀伐四方。但正是因为如此，导致蒙古女性劳动强度过大，无论在前方遭受兵器打击，还是在后方遭受疾病打击，她们都得不到有效的保护。游牧部落缺少稳定的生活条件，蒙古草原残酷的自然环境也不适合女性生存，女性的死亡率很高，反而制造了更多的光棍。这些光棍，是成吉思汗的蒙古大军最主要的战斗力量。蒙古骑兵所到之处，只要对方不主动投降，一律实行屠城政策，直至鸡犬不留。这不是一句空洞的形容，而是付诸实践的残暴军事行动——把鸡和狗全部杀光，但对女人却往往网开一面，因为女人可以满足光棍的生理需求。
可能正因为蒙古草原的女性死亡率较高，所以蒙古人的女性出生率一直高于男性。这造成了一个诡异的局面，当现代医学技术普及以后，女性死亡率显著下降，结果女人的数量却多于男人，现在的外蒙古国就面临着这样的困境，以至于他们甚至开始讨论恢复一夫多妻制。
生存与生殖，是人类社会发展与稳定的两大基本支撑点。统治者早已认清了这个基本事实：男人的食欲得不到满足会闹事，性欲得不到满足也照样会闹事。要想管理好百姓，就必须对食、色二字负责。“食”的问题相对容易解决，寻常百姓除了在家制作各种美食，还可以上酒楼下馆子，中国美食因此而堪称绝品。
可是“色”的问题却颇费周章，虽然也有一些基本措施，比如大力保障婚姻家庭的稳定与繁荣，但对于致命的光棍危机，有效的解决方案并不多。最直接的措施是开设妓院，给男人以充分的享乐自由，除了自给自足饱暖淫欲，还可以到妓院娼燎去春风一度纵享艳福，所以中国古代的色情业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如果不是政策原因，这种领先地位至今仍将无人可以撼动。
保障百姓基本交配权是维稳工作的头等大事，但仅靠婚姻和娼妓制度无法解决所有人的需求，总会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而出现大量多余男性和多余女性，稍有不慎就会酿成大祸，从而破坏多数人的交配权。
最难处理的是多余男性，多余女性可以用一夫多妻制加以消化，基本不会对社会产生直接威胁。她们就算有心闹事，也主要是在家里或者村里闹，翻不了大波大浪，政府对此并不担心。既然如此，工作重点就围绕保障男人交配权展开，当男人的交配权得到解决以后，女人的交配权也就顺便得到了解决。
对男人交配权的保护，最根本的表现就是无处不在的男权思想。中国传统社会的本质就是维护男人交配权的巨大机器。那是女性博弈在社会层面的失败形式，至今仍然存在强大的惯性。
保障男人交配权的直观手段是提供足够的女人，问题是女人数量很难在短时间内增加，给每个男人匹配一个女人的乌托邦计划显得过于天真，自从短命的秦朝制定了严格的一夫一妻制法律之后，后世各朝再没有提起过此事。大家都不约而同地采取了折中措施，坚持双管齐下，大政方针是维护婚姻制度，保障男人的婚内交配权不受侵犯，在此基础上适当补充以娼妓制度，完善以婚姻制度为核心、以娼妓制度为补充的交配市场，主要服务对象是男人。就算是男妓，服务对象仍然是男人。
交配权的关键是要求女人必须适时结婚，如果女人都不结婚，保障男人的交配权当然就成为泡影。很多朝代为此都作出了相关规定。
越王勾践在卧薪尝胆期间明确要求：女子十七不嫁者，罪其父母。
汉惠帝曾诏令天下：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岁不嫁，收取平常五倍的人头税。
晋武帝规定：女年十七父母不嫁者，由当地长官指婚。
北齐更严厉：女二十以下十四上未嫁，全部押送政府机关统一配置，隐匿者家长处死刑。
为了更好地撮合男女结婚，政府还专门设立了”官媒”这一工种。《礼记》中记载：“男三十、女二十无夫家者，皆过时不嫁娶者，媒氏会而合之。”媒氏就是官媒，主要任务就是说媒，享受公务员待遇，并有级别之分。为了规范民间婚姻秩序，政府有时甚至要求通婚必有媒人，《宋刑统》中就有“为婚之法，必有行媒”的强制要求。《金瓶梅》中反复提到官媒这一职业，《红楼梦》中探春的亲事也是由官媒说成。
官媒比私媒更有权威性，因为一直在当地上任，所以必须考虑信誉问题，一般不太说谎骗人。而私媒不在官府登记，不领国家工资，主要从说媒工作中收取一定的费用，所谓“又吃又喝又拿”，或者直接收取礼金。既然收入多少直接与撮合数量挂钩，当然要在两边说好话，甚至用蒙骗手法促成婚事。正因为如此，虽然媒婆一直和喜事沾边儿，她们的形象却并不讨喜。由此可知，由媒婆说成的婚姻未必幸福，否则大家就会对媒婆感恩戴德，而不是当作嘲讽的对象。
除了必须结婚，还要尽早结婚。唐初规定女十五岁为法令婚龄，中期降为十三岁。明清两代法令婚龄都为十四岁，民间实际结婚年龄可能更低。女人结婚越早，对保障男人交配权越有利，比如更容易控制、能生下更多的子女等等。
女子早婚事实上强化了婚姻排挤效应，一旦男人能娶到更小的女人，就会对大龄女子失去兴趣，导致女人年龄越大，在婚姻市场上的损失也就越大。这是个加速的进程，更多的女人将会被更早嫁掉，越是年轻的女人要价越高，部分男人的交配权因此而蒙受损失，越来越多的穷人被排斥在婚姻市场之外。所以，保护男人交配权的本质是保护有钱人的交配权。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对平民婚姻不予保护，事实上，为了保障平民婚姻，唐代甚至专门规定地方官员不得与任职地女子结婚，避免强娶民女，同时也防止地方官员以联姻形式结党坐大，可谓一箭双雕。
因为男人掌权，所以必定会制订维护男权的婚姻制度，事实也正如此。婚姻方面总的立法原则是：只要是自己的女人，比如妻子或小妾，甚至还有侍女，男人都可以随便享用，前提是为享用结果负责；如果不是你的女人，则绝对不能乱搞，因为那样会侵犯其他男人的交配权。这就是古代的政府维持婚姻工作的基本原则。
为了更好地维护男人的交配权，还要对女性采取诸多限制措施，这种限制是全方位的，不仅体现在法律层面，而且体现在舆论方面。宋若莘在《女论语》中对女人提出了言行礼仪方面的标准：”行莫回头，语莫掀唇，坐莫动膝，立莫摇裙，喜莫大笑，怒莫高声。内外各处，男女异群。莫窥外壁，莫出外庭；出必掩面，窥必藏形。”核心其实就是提醒女人不要招引男人注意，以免招致通奸，否则将遭到极其严厉的惩罚。
为防止已婚妇女在重压之下从夫家私逃，政府还专门规定不得娶逃亡妇女为妻，否则将出现大量私奔现象，毕竟那时缺乏有效的身份证明手段。这一法律构筑了一道重要的封锁线，彻底切断了妇女私逃的后路。更有甚者，死了丈夫的寡妇也不得随意嫁人，免得她们胡乱冲击婚姻市场。就算单身也不能随意风骚，因为未婚少女破身以后，虽然只是破坏了自己的肉体，却必将影响未来丈夫的交配权，这是男权社会所无法接受的，所有禁令的本质都是保护男性交配权不被污染。
家庭关系一旦形成，则不得私自解除，娶回家的女人轻易不许抛弃，否则男人就会利用政策漏洞不断娶进新的女人，抛弃旧的女人。
在政府的强力干预下，古代的婚姻大致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形态，成为构筑社会关系的基石，对于缓解光棍危机起到了一定作用。
男人对女人有三个层次的需要：一是生育，这个任务主要由妻子完成；二是交配，这个任务可以由妻子、小妾或妓女来完成；三是娱乐，多由妓女完成。所谓娶妻娶德，娶妾娶色，玩妓女就实在顾不了那么多了。
古代的女子无才便是德，她们的任务是为丈夫生儿育女，所以不需要练习丝竹奏乐之类的娱乐项目，文学水平也不用太高，不识字亦可，只要身体健康、丰乳肥臀就行。懂得琴棋书画的往往是妓女，她们更加善解人意，对男人曲意逢迎，表现出来的才学技能往往卓尔不凡。有的甚至可以和男人呤诗作对，相比家中老妻更能讨得男人的欢心，也让士大夫们顿生知音之感，在她们身上寻找智力与才情的满足。从这种意义上说，妓院不但是发泄多余性欲的重要途径，也是挥洒多余感情的重要途径。
针对不同的消费需求，政府制定了不同的管理制度，在稳定婚姻市场的同时，为了满足男人的嫖娼需求，政府还加大了妓院建设力度，大力搞活娼妓市场，并制定了大量政策法规引导消费，尽量减少两个市场之间的人才流动，努力维持社会的相对稳定。基于不同层次的肉体需求，不同层次的妓女也应运而生。
春秋时期就已有关于妓院的记载，根据服务的对象不同，古代妓女大致可分为色妓与艺妓，如果再细分，还可以分宫妓、营妓、官妓、家妓民妓五种。
宫妓是在皇宫中替皇帝服务的妓女。唐玄宗风流潇洒，不拘一格，曾在京城设宫妓四万。营妓主要替军队服务，而官妓为地方官员服务。宫妓、营妓和官妓，本质上都是公务员，有编制，拿工资，可以全心全意地做好本职工作；而家妓则属编外人员，是达官贵人自家养的妓女；民妓的生活更没有保障，她们没有行业对口问题，可以服务于整个社会。
春秋时期的齐国政治家管仲首设官妓，征其夜合之资以充国用，对财政收入有重要贡献。后来，官妓的工作性质一再发生变化，各级政府都设有官妓编制，在饮酒宴乐、迎来送往之时，大设歌舞陪饮，其乐融融。这种与民同乐的官场风气至今仍没彻底消除。每每在男性斗酒的场合，如果没有美女佐酒，则略显意兴阑珊。如有一二春色间杂其中，穿梭如燕，曲意逢迎，各位精英必定手忙脚乱、群魔乱舞。
官妓名义上只可“歌舞佐酒”，不得“私侍枕席”，但认真操作起来很难。正因为有禁令而又很难执行，所以制造了著名的桃色谜案——朱熹打严蕊。
南宋时期，江南名妓严蕊色艺双全，深受当地官员唐仲友赏识，两人关系极度暧昧，但无人证明他们是否上过床。恰好朱熹到台州视察，接到很多举报唐仲友的信件，其中有一条就是嫖宿娼妓。这个娟妓就是官妓严蕊。为了打倒唐仲友，朱熹决定拷打严蕊，希望从她身上取得突破。但出乎意料的是，尽管朱熹把严蕊严刑拷打到“委顿几死”，却也没有拿到半句口供。朱熹一时把自己逼进了绝地，甚至有人据此攻击这个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学家其实是在和唐仲友争风吃醋。此案最终以朱熹和唐仲友双双致仕结束争斗，谁也不是赢家。
朱熹和唐仲友之争，原本就是狗咬狗的事情，原则上说来无所谓对错。不过从中可以看出政府为何禁止官员与官妓上床，那其实是一个重要的男性同盟契约，只有这样，才不致因为某个女人而破坏了整个官场的和谐。如果所有官员都可以和官妓随意上床，就会引发激烈的雄性竞争，从而打乱官场应有的秩序，导致上下失措，管理混乱。
但很少有官员能够抵得住诱惑，就算德高望重也不行。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时，一眼看中了元積的歌妓商玲珑，不惜厚着老脸借去玩了一个多月。他在《琵琶行》中写到的那个嫁作商人妇的妓女，本来“家在虾蟆陵下住那里正是著名的长安城东南角曲江红灯区。杜牧在扬州当官时，常常流连烟花巷中迷途不返。刘禹锡被贬任苏州刺史时，去当地官绅李司空家中赴宴，被一位歌妓迷得神魂颠倒，于是挥笔写下了《赠李司空妓》，中有“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苏州刺史肠”之句，其实就是张口向人家要小妾，“司空见惯”一词就此传遍天下；王夫之评论苏轼“左妖童，右游妓，猖狂于花月之下”。范仲淹、欧阳修、寇准、陆游、辛弃疾、文天祥等名动天下的人物，都或多或少蓄有家妓，且常常公然狎妓冶游，“风流太守爱魂消，到处春游有翠翘”是他们的写照。他们往往诗酒双绝，才色齐飞，要想在女人崇拜的目光中把持风度，简直比不让他们写诗还难。“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看的不是普通花朵，而是妓女——中榜的状元即将拥有玩弄官妓的特殊通行证。
官妓从小受到了专业训练，具备极高的才华和知识素养，“情绵春草，恩远秋枫”，对才子文人的影响自然不可小视，她们在某种程度上是大诗人、大文豪创作的重要动力。有些大诗人非常重视诗作在妓女中间的流传，一如现在的流行歌曲排行榜。白居易曾亲自写信对朋友说过，长安妓女凡会唱他的《长恨歌》，立即身价倍增，其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李白的诗作中，几乎处处可见“玳瑁筵中怀里醉，芙蓉帐底奈君何”“何由一相见，灭烛解罗衣”之类的艳情诗句，以至于王安石曾斥责李白的作品“惟妇人与酒耳”。白居易和苏轼的作品中都有大量狎妓描写，时而香艳，时而清新，时而也会同情一把，所谓“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如果没有这些才艺双绝的官妓作为知音，中国的文学史恐怕就会因此而失色许多。
官妓虽然拿国家工资，不需要为生活而发愁，但毕竟吃的是青春饭，所以时有走穴挣外快的事情发生。许多官妓因此而过起了为普通大众服务的皮肉生涯。由于她们在为官员服务的过程中培养了优秀的职业素质，色艺双绝、顾盼生辉，身价当然要比一般妓女高得多，事实上成了人在官府、心在市井的兼职妓女。
随着时代的发展，官妓已不能满足官员士大夫们的内在需求，而且诗礼传家、性格醇厚的士大夫们不方便亲自光临妓院青楼解决交配问题，他们表面上对女人的要求是稳重端庄、三从四德、从一而终，青楼女子无疑不符合这种典范。如果要求青楼女子从一而终，就会让她们无所适从。但士大夫又确实有着风流的欲望，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案就是蓄养家妓，在家里关起门来一本正经地纵情声色，对女性极尽轻供风流之能事。这些家妓除了要献出肉体，也要献出灵魂。她们真正的价值，就是在各个层面讨主人的欢心。
魏晋名士谢安自古就是唐宋文人心中的偶像，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谢安的家妓较多，一时成为美谈。李白曾反复表达对谢安的崇拜之情，如《携妓登梁王栖霞山孟氏桃园中》诗曰：“谢公自有东山妓，金屏笑坐如花人。”白居易也有“唯有风流谢安石，拂衣携妓入东山”的诗句。苏轼也羡慕谢安“独携缥缈人”的飘逸姿态，每次在家请客，必定“盛列妓女”“奏丝竹之声”。可见家妓已成为士大夫阶层身份的象征。
官妓和家妓之外，最为普通的就是民间娼妓。《战国策》中记载：“郑周之女，粉白黛绿，立于街衢，非知而见之者以为神。”可见，那时站街女就已非常常见，她们对男人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工作起来相当敬业。
民间娼妓业之所以发达，是人口发展与聚居的必然结果，也是满足底层男人交配权的重要途径。但与此同时，娼妓数量又必须受到限制。如果大量处于社会底层的女性选择去做娼妓，就会平空制造更多光棍，与保障交配权的初衷背道而驰，所以自古娼妓业的从业资格都有严格要求。
政府对娼妓业的宏观调控在某种程度上有一定的意义，但最重要的制约因素来自市场。由于大量人口受到土地束缚，基本只能在距土地不远的范围内解决生理欲望。他们大体可以分为两大类：有钱去妓院的和没钱去妓院的。有钱的又分为两类：愿意去妓院和不愿意去妓院的。愿意去妓院的大多是一些小地主、小富农，没有过多的金钱购置小妾，妓院是不错的业余发泄渠道。而不愿意去妓院的往往有钱有势，比较在乎形象和脸面，为了不跑妓院同时又满足多样性的交配欲望，往往会纳妾买婢，用自给自足的方式解决。
大量底层农民其实也有进妓院的需求，只不过消费不起，而且因为农村分散居住，而妓院则相对集中在小城镇里，在农民和妓院之间有一条天然的地理鸿沟，把最大的消费群体隔离了开来，所以城镇妓院的顾客群体数量相对较少，主要是那些穷酸的书生和不顾脸面的混子。穷酸的书生相当穷酸，大约主要是在金榜题名之时才有到妓院挥霍一把的勇气。而不要脸的混子则从来都不是社会的主流。因此，民间小镇妓院的客流量应该不是太大，从业人数也不会太多，并没有对主流婚姻市场形成严重的冲击。再说，乡下嫖客见了城里妓女，心理上未免有些落差，本来很有兴致的事情，说不定几个白眼就被瞪成了阳萎。所以，农民从来都不是妓院的主流客户。而关于乡村野妓的文献极少，因为农民在村头巷尾风流之后，一般不会留下笔记描述当时的感受。
可以看出，娼妓制度并不会造成适婚女性的大量流失，何况其中还存在逆向流动——男人从妓院娶回妓女做小妾，是一种有效的资源回收机制。只要有人愿意，政府就不会干涉，因为此举并没有破坏其他男人的交配权。对于政府而言，男人把妓女娶回家，只是由大众服务改为私人订制服务而已，官方自然不必介人。韩世忠的妻子梁红玉就是从妓院里赎出来的。
娶妓女回家的主要阻力来自家庭内部，会受到妻子的强烈抵制，因为那是对她个人交配权的粗暴破坏。这种抵制形成了巨大的社会道德剪切力，许多男人不得不三思而后行，否则可能所有妓女都会被男人娶回家养起来。
盘点下来，娼妓业并不是一劳永逸解决光棍问题的有效手段。另一个疏通途径是鼓励光棍出家，那是娼妓业之外的重要补充。
站在光棍的立场，可以重新理解某些宗教的世俗价值，即禁欲绝婚，这对社会稳定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也是汉晋时期佛教在西域地区兴起的主要原因。当时西域也出现了男多女少的人口结构，很多失去交配权的光棍开始信仰佛教，用这种方式体面地离开竞争激烈的婚姻市场，并且不会受到任何歧视，甚至会被当作是品行高尚的象征。
佛教得以传入中国并被大力推广，部分是处理多余男性的实际需要。如果光棍都去当和尚，战争冲突的频率当然会大幅降低。当年朱元璋如果一直老老实实地呆在皇觉寺里念经，中国历史可能就会因此而改写。有多少本来可以当皇帝的光棍都在寺庙里终老一生，他们甚至连女人的手都没有摸过。
自佛教传入后，大部分中原地区出现了长时间的社会稳定和繁荣局面，只在外敌入侵或者光棍危机爆发时才被间断性地卷入战火。
但佛教也带来了明显的负作用，比如过度建造寺院和超量发展僧侣队伍，直接导致赋税和兵源减少，所以历史上发生过三武一宗灭佛事件。这几个皇帝的共同特点是，他们都需要大量的战士，而不是僧侣——当光棍供给不足时，佛教就会成为障碍。
但各种惊喜总是接连而来，佛教对处理外来的光棍威胁也起到了意外的作用。据史料记载，西夏曾有女兵服役的记录，主要原因是男性不足，而男性不足的根源是长期的战争消耗和佛教盛行，所以西夏从来都没有对中原造成严重的威胁，因为他们的光棍太少。
从唐朝到清朝一千年间，西藏人口不增反降，减少了大约百分之八十，那正是佛教传入并得到大力发展的一千年。此后，从清朝中期到和平解放，西藏人口又减少了百分之四十，可见藏传佛教威力之大，几乎达到了兵不血刃的效果。因此，西藏面积虽大，也从来没有对中原地区形成过真正的军事威胁。
公元1260年，忽必烈皈依藏传佛教，从此佛教在蒙古人中间开始盛行，所向无敌的蒙古铁骑顿时失去了血色锋芒，以至于被朱元璋的军队轻松击败。后来，清朝继续在蒙古地区大力推广佛教，要求每户都要有出家为僧的男丁，至少两抽一甚至三抽二，那简直就是最腹黑也最成功的政治阴谋——成吉思汗时期，蒙古人约有几百万，明、清两代逐步减少，不知是不是出于偶然。自元朝之后，蒙古再也没有对中原地区形成过强大的威胁。
现代中国仍然处于光棍曲线的阴影笼罩之下。
根据多方统计数据，中国自 1954 年以来，性别比例就一直升高。2012 年出生人口性别比已达到 118.06，远超正常比值。正常出生性别比例大致维持在 105 左右，即 105 个男人比 100 个女人，上下浮动两点都属于正常范围，但部分地区的二胎性别比例高达 151.90。有些地区甚至更高，突出的例子是山东某地，1995 年上半年出生性别比高达 163.8，二胎性别比更是达到惊人的 1000，几乎是正常水平的十倍。所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在《社会蓝皮书》中指出，到 2020 年，中国处于婚龄的男性人数将比女性多出 2400 万。这个数字各方仍存争议，但性别比例变化趋势完全符合光棍曲线特征，大批光棍正在形成巨大的集群势力，数千万光棍必将在某一时刻形成可怕的力量，把某一领域搅得鸡犬不宁。
不只中国，亚洲其他几个国家也都呈现了同样的光棍曲线。韩国、印度出生性别比例都在1980年代迅速升高，那时正是B超技术普及的阶段。其中韩国在 1990 年代曾达到 115；越南在 2007 年达到 111，北部地区更高；印度数据接近中国，局部达到120以上，首都新德里的男女比例高达 121，有人认为那正是系列恶性强奸案的根源。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因为战争消耗，日本战后性别比例一度低至 83，但到 1975 年开始稳步上升，渐渐接近正常水平，2013 年男女比例为 105，符合国际标准。但这并不表明他们不存在光棍压力，因为日本色情业发达，消耗了一大批青春女性，而且日本老年女性的寿命明显高于男性，这都拉低了性别比例，真正处于适婚状态的光棍仍然很多，那似乎正是日本军国主义倾向日益强烈的推手。光棍过多的国家必然好战，极端的例子是，如果一个国家全是光棍，必定会毫不犹豫地发动对外战争。
当人们在关注光棍的同时，很少有人注意到与光棍问题对应的剩女问题。在很多官员和学者的意识里，那似乎不是真正的问题，因为光棍问题是刚性问题，是自身无法解决的问题；而剩女问题似乎是软性问题，只要自降身价，就可以顺利解决。问题是在现代社会，女性自我意识大大增强，越来越多的女性宁愿成为剩女也不愿意自降身价，所以剩女仍然是严重的问题。傻子都懂得这样的道理，剩女越多，光棍也就越多，那等于是为光棍曲线火上浇油。但如何劝说剩女把自己嫁掉，几乎是一个无解的难题，对于有些女人而言，男人只是一种津贴，有了更好，没有也照活。由此造成的结果是，光棍难题也无解。
从历史经验来看，开放娼妓业和提倡佛教效果都不错，但现在明显已经过时。如果开放娼妓业，在人口大幅度流动的今天，会造成诸多意想不到的后果，比如遍地都是妓院，很大一部分女性将失去正常就业的机会，男女地位差距被进一步拉大。众多女性投入色情业，将进一步恶化光棍危机，此外还会造成性关系混乱、性道德崩溃，导致性病流行，公共管理成本增加，直接影响家庭稳定，从而造成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所以，发展娼妓业并非万全之策。而佛教也已失去了大力推广的群众基础。同性恋更不是有效的解决途径，因为同性恋一旦形成风潮，则会同样影响到男人和女人，对于解决性别失调没有实际意义。
或许大力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努力降低性别比例是个不错的策略，然而那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未来的女性显然无法满足过去男人的交配需求，我们无法忽视已经出现的光棍大军。
悲观而言，战争确能消耗一些光棍，但是战争无疑对所有人都是一场悲剧。整个社会确实要警惕光棍危机的到来，它可能在某一时刻莫名其妙地突然爆发，让我们再次见识光棍曲线隐含着的残酷杀机。
结语 忘掉博弈，享受真情
用简洁的语言向对方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不是让对方猜测、揣摩。一旦没有猜对就大光其火，这都是游戏手法，会令对方无所适从。过度复杂的策略相对难以理解，不利于两人愉快地相处，因而难以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所以表达情感越简洁越好，一个眼神、一个微笑、一个抚摸、一个亲吻、一朵洁白的野花，都要胜于结构严谨的长篇论述。简洁的表达还有额外的好处，因为节省了大量废话时间，当说完了需要说的事情以后，多余的时间可以用肉麻的情话表达缠绵的爱意，借以强化合作的意愿。
合作是男女博弈的前提，要想博弈，就必须不断发展合作与利他等优秀的人类行为，继而通过文化的力量强化这种行为，持续对抗自然选择的无情压迫，不断消除生殖回报驱动的动物本能，最终抵达真正的情感港湾，使得这个世界呈现出明媚柔和的外表。
我们最好用平常的心态看待男女关系的本质。在享受真情的喜悦时，不必考虑这种喜悦从何而来，也不必分析那是何种策略的产物，不把爱情当作所谓的考验，也不再把婚姻看作所谓的陷阱，那其实是为两人世界搭建的最好平台。这个平台是用来享受的，而不是用来战斗的。
所以，让我们忘掉博弈，享受真情。